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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研究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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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二○○三年我在哈佛任教时，与包弼德教授有较多往来，有幸先睹《历史上的理学》英文版的首章“历史与语境的思考”（ThinkingaboutHistoryandContext）的稿子，并在上课时，选用了此章作为必读文献。由此对于他的学术观点有所了解，并颇有同感。中文版出版后，又得先睹为快，因此写一些读后的心得。

此书是包弼德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集中表现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新看法。他的这些新看法，集中体现了他对学界长期盛行的“中国停滞论”的批判。他指出：以往学界盛行的那种关于中国在十二世纪之后就长期停滞的看法，直到今天，在通俗读物以及群众印象当中依然十分流行。因此，学者们仍然有必要[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进一步批判这些早已过时的看法。而在这种批判中，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理学，无疑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

理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自五四运动之后，理学受到猛烈批判。五四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批判矛头指向三纲五常、君主专制、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父权主义乃至师道尊严等，而这些批判对象都被说成是理学的主要内容。因此之故，理学也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根源。这种反理学的潮流，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有进一步发展，到“文革”中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当作“四旧”的核心而尽力铲除。在这种氛围中，理学研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文革”以后，传统学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复兴。但是如何真正摆脱那种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近（现）代人对过去的傲慢与偏见”，从新的视角出发，切实了解理学的真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还需要学者进一步努力。在这方面，海外学者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尽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理学研究在海外（包括港台）的中国历史研究中也被边缘化，但是一直有一些思想家试图重建儒学，使它再次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到了“东亚经济奇迹”出现之后，对儒学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导致了“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晚近，随着“国学热”的出现，“新儒家”思潮更是火了起来，不过，“新儒家”思潮主要是强调对儒家思想的再诠释，意识形态色彩很重，而且其中问题也不少。

此书与“新儒家”研究有根本不同。这是一部“纯学术”的史学专著，主旨在于探究在理学产生和发展之时，中国社会出现了何种变化。正如包氏在“后记”中所言：“当思考理学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更大的角色时，我比较关心的不是理学是否在政治上维和专制或在思想上维和正统，而是唐宋变迁以来，理学与发生在国家与社会层面的更大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我把理学视为早期帝国模式中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系统瓦解之后出现的另外一种选择。”这一点，明确地说明了包氏的研究与以往的理学研究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理学与中国社会的变化格格不入，而那些将理学作为哲学来研究的学者则普遍漠视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因此，此书集中探讨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条件出现于宋代，而到了晚明又重现并有发展。治中国经济史、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的学者们，常常会发现许多在宋元时期产生的现象（例如商业化、思想活跃、地方精英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朝廷与士人的分歧等等），到了晚明又再显现。这个情况，与导致理学产生的条件在晚明重现的情况，并不是巧合。因此，[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此书通过对理学产生与演变的历史条件的考察，为我们揭示了自宋到清千年中国历史演变的脉络。此书破除了过去许多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那种就思想而研究思想的藩篱，并突破了以往许多中国历史研究者“画（时）代为牢”，仅关注某一朝代情况而不及前后的局限，因此堪称一部跨领域、长时段研究的佳作。

在整体史观上，过去许多学者站在西方文化优越论的立场上，对理学做全负面的评价（即使是大多数“新儒家”学者，也仅强调早期儒学的积极因素）。本书通过“从外部探讨理学内部的历史”，对理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做了更加全面的分析，从而得出了更为可信的结论。同时，本书也摆脱了过去许多中国史研究中那种依照西方模式来认识中国的束缚，从而得出了对中国历史实际的更好的认识。因此，我可以公正地说，在国际中国研究学界近年来批判西方中心论、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而做出的努力中，此书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成果。

包氏在此书中所进行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今天的中国国情乃至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有相当意义。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未来也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继续。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内部而非外部，因此那些曾经为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因素，也必定对于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发展继续起到重要作用。理学正是这种因素之一。因此包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