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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的“探索者”与“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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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湘萍

欧阳修自称为“欧阳子”是在他的《秋声赋》中。宋仁宗嘉祐四年（一○五九），五十三岁的欧阳修在《秋声赋》中写自己夤夜读书时，忽闻有声自西南来，乃“悚然而听之”：“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

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他让童子出去看看，声自何来？童子答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童子的感觉按理应该更加敏锐，然而，他看到的只是星月明河，听到的则是“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但对欧阳子而言，这样细微的秋声，却是“凄凄切切，呼号愤发。……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察天机于未显，观物变于微末，这是宋代的欧阳子。

九百年后，台湾作家洪智惠借着“欧阳子”“转世托生”，也同样见微知著，然而她所见之微，旁人习而不察，一经她之手眼，则一样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凄凄切切，呼号愤发”。倘说宋代的欧阳修之所闻见者为秋夜之声，则当代的欧阳子之所察者，乃人心之“秋声”—这是经历战争洗礼之后的一代人，以其敏锐易感的眼睛所洞见之人心变化，它是掩藏在传统的社会文化伦理禁忌之下的心理潜流：貌似平静的海面之下，实则暗潮汹涌，不可遏制。在一九六○年创刊的《现代文学》创作群中，白先勇全景式书写了家国、社会、文化和人的盛衰沧桑，欧阳子则揭露出日常生活普通男女内心世界的暗潮涌动，两位作家珠联璧合，开创了战后台湾文学的新局。

《现代文学》创刊号“卡夫卡专号”刊登了欧阳子首篇译作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乡村教师》时，那个时候的读者可能未必知道“欧阳子”究竟是何人，而台大外文系的学生洪智惠似乎也不会在乎她是否为人所知，她采用“欧阳子”这个笔名来翻译卡夫卡，也许碰巧与她喜欢阅读欧阳修有关，但也碰巧把中国古典意趣与西方现代精神糅合在一起了。从此，“欧阳子”和她的作品也就以这种融合了“中国古典意趣”和“西方现代精神”的方式问世，并渐渐走入了文学史。虽然《现代文学》在第二期就发表欧阳子的短篇小说《半个微笑》，此后也不断推出欧阳子的创作和译作，但要到多年以后，读者才会意识到欧阳子的作品所具有的“探索性”与“革命性”意义。

即使当《现代文学》这个“小众”刊物渐渐为圈内人所熟知的时候，人们热衷于阅读的，可能也还是它所介绍的欧美“大咖”作家—卡夫卡、托马斯·曼、乔伊斯、劳伦斯、伍尔夫、波特、费滋哲罗、萨特、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叶慈、斯特林堡、艾略特、纪德、亨利·詹姆斯等。《现代文学》从创刊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用了十余年介绍这些欧美现代主义作家，为“输入”新的文学形式和观念可谓不遗余力—显然，已声名大噪的“现代主义”文学对战后的年代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同时，《现代文学》也在这十余年间推出了众多的“在地”作家，如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陈映真、於梨华、黄春明、施淑青、李昂、七等生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台湾当代文学史上璀璨的群星，但时人在肯定欧美的现代主义出现的合理性时，对“台湾”的“现代主义”仍不客气地给予批评。文学批评是催生好作品的动力，然而，“批评”有时让读者忽略了貌似“幼稚”的“在地”作家作品，其实已经内蕴着“革命性”的力量。欧阳子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

欧阳子的心理分析小说取材偏于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尤其擅长女性内在世界的描写。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看，在欧阳子之前，不乏写男女情爱、日常生活的女作家，例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日记体形式写情爱，缠绵悱恻；张爱玲《倾城之恋》写男女之间恋情，步步机心。作者于人物心理的刻画可谓曲尽其态，写透了乱世儿女的悲欢苍凉。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对于封闭的家庭环境下的变态心理或“虐恋”，有更为深刻的表现，然而，这些都呈现为可见的、人物行为与性格相互冲突的情节。相比之下，欧阳子写的则是承平时期男女被自我撕裂的情爱之苦痛，它是深藏于内的幻念与情欲，是在外表“平安无事”状况下“理性”与“情欲”之间的冲突，是人与人之间因着情爱、怨念、欲望等而形成的看不见的“墙”、挣不脱的“网”。欧阳子的文学工作，则是透视这些“墙”，描绘这些“网”的缘起缘灭及其对于传统文化和伦理、人与人关系的影响。

欧阳子的系列作品，将循规蹈矩、温良敦厚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惊涛骇浪用了冷静、反讽同时又充满了同情和悲悯的笔法戏剧般地“呈现”出来，貌似琐碎的、日常的情感、爱欲冲突，却冲击读者惯常的思维方式，撕破道德、伦理上的信条，造成剧烈的戏剧冲突—或悲或喜，或怨或怒，或爱或恨，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半个微笑》是欧阳子初试牛刀之作，已显露出她观察和呈现人性深处自我想象、自我撕裂的原欲之力的特殊才华。到了《最后一节课》（一九六七）、《魔女》（一九六七），欧阳子创作的“心理剧”已臻于成熟。从《最后一节课》中，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中学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