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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化:文化研究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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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化:文化研究的必然选择

若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文化研究诞生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其在中国的发展，亦有近二十年的历史。西方文化研究经过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盛之后，逐渐走向平稳期。而中国的文化研究。在进人21世纪的十年中，逐渐走向了兴盛时期。纵观国内学者对文化研究的探讨，他们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文化研究的历史”、“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等问题，探讨得极为热烈。但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文化研究在西方—诞生，就具有明显的反学科、跨学科的特性。而文化研究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事件，其中蕴涵着很深刻的学理逻辑和历史文化原因。西方近代以来的学科分类的确使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这种分类又成了人类思想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为各个学科较为明显的专业性框定和研究对象的狭窄化，使各学科的研究日益走向精深而缺乏足够的广度，最终形成两种弊端，一是使众多学者在有限的研究领地反复耕耘，致使研究话题不断重复，难以出新；二是研究者在这样狭窄的领地中难免为出新而寻求一些偏、怪的课题，使这样的探讨成为一种无多大价值的垃圾式研究。而当今社会，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趋势，学科界限日益模糊不清，各种新兴的社会文化现象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原有的学科分类远远不能规范文化领域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于是一种新型的、更能考虑文化现象复杂性的研究范式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发起者英国学者霍加特、威廉姆斯等人，都曾是文学教师，当时的英国文学和其它人文学科一样，日益狭窄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地，使其影响力大为减弱。同时文学研究的制度化、封闭化程度越来越高。使文学研究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威廉姆斯等人力求走出文学研究的旧的学科体系。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创立一种新的研究策略抑或新的研究方法。在这种迫切的需求下，他们选择了文化研究。

但是，文化研究为何成了他们的当然选择了呢?他们的根本动机在于要与以细读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文学学科决裂。而“文化”又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甚至具有无限性的概念，这就让他们通过文化研究寻找到更多的研究空间和话题。于是，反学科、跨学科作为文化研究的当然特性就成了文化研究者的共识，正如理查德·约翰生所说：“文化研究就发展倾向来看必须是跨学科(又是反学科的)。”

从学理层面上讲，文化研究的反学科、跨学科的特性，确实使文化研究具有了较大的探讨空间和较多的学术增长点，突破了传统学科的窠臼。以前不成其为研究话题的对象，堂而皇之地成了文化研究的关注热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规则、策略等，成为文化研究的当然资源。新鲜感、新奇感充盈着研究者的内心。他们在这方新的天地里如鱼得水，尽情挥洒自己的研究才能。所以，文化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了学术界一个时髦的名词。

其实，文化研究有两种涵义，一指广义的文化研究，它指涉广义的文化，涵盖面极为宽泛，几乎涉及任一文化领域，大多与文学无关，或者由于文化这一概念的极大的包容性，文学研究成了这种文化研究的一细小分支；一指狭义的文化研究，它根源于文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方法或批评策略而存在。第一种文化研究显然历史悠久，自古就存在。而第二种——狭义的文化研究历史短暂，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当今文艺学界极力推崇的，显然是这种与文学研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狭义的文化研究。

纵观近年来中国的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反学科、跨学科的特性虽让文化研究发展迅猛、前景看好。但它又让文化研究在前行中变得难以让人捉摸，并且逐渐形成了两个明显的误区：

第一，研究对象泛化，大而无当。

当今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误区，就是许多文化研究者，有意无意将文化研究的外延扩大，致使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文化泛化、大而无当的现象。其具体表现为：一、无论什么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与文化的联系程度。都要拼命挖掘文化内涵，致使许多分析显得空洞肤浅、牵强随意。而其中的文学性被忽略了，这是对文学的一种舍本逐末的研究。二、文化研究大而化之，不论什么，只要冠之以“文化”的名称，什么都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批评不再限于纯文学文本的解读。而是将整个社会生活视为“大文本”。从人的衣食住行到流行文化，从国际关系到民俗风情，从历史政治到时尚文化……文化研究的触角无所不在：电影电视、同性恋、种族、街舞、选美、逸闻趣事、快女、酒吧、广场、服装款式、甚至香烟、垃圾以及酒文化、鬼神等，都被文化研究者纳入研究的范围。无论何种研究只要与文化相联系，都显得理直气壮。文化研究者好像一下子摆脱了专业的、固定的研究范围的限制，找到了宽泛而庞大的研究对象，找到了发挥研究才干的宽阔舞台。“不讲审美，只讲文化，不讲艺术，只讲主义，已成流行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