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文坛的非典型诠释-评李洁非新作《典型文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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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文坛的“非典型”诠释

评李洁非新作《典型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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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李洁非先生的新著《典型文坛》自08年8月出版以来。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则用“大气”、“通透”、“鲜活”六个字来概括他对《典型文坛》的阅读感受等等。本理论著作的价值概括起来。而是透过这些“典型”人物的命运剖析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特点和状况。

关键词：李洁非，典型文坛，特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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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先生的新著《典型文坛》自08年8月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及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论文检测，李洁非。当代文坛的许多学者和批评家对此书都作出了各自的评判。如沈阳师范大学贺绍俊教授认为李洁非的研究抓住了当代文学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当代文学是一个高度体制化的文学”；北大中文系陈晓明教授以为李洁非写出了“文学的活动史和运动史”；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则用“大气”、“通透”、“鲜活”六个字来概括他对《典型文坛》的阅读感受等等。

在笔者看来，一本理论著作的价值概括起来，就是“新颖性”和“启示性”。李洁非先生的《典型文坛》就是这二者相互结合的“典型”。

最初看到这本《典型文坛》时，吸引笔者的是它的书名。在这个文学的状况不怎么“典型”的当下，到底李洁非总结出了哪些文坛的“典型”?又是怎样的典型？带着这样的兴趣和疑问进入“典型文坛”后，笔者即被书中所叙述的人物波折而传奇的命运所牵引，如炎炎夏日得到一碗冰镇酸梅，必得一饮为快。

一、批评视角的新颖性

《典型文坛》讲述的是丁玲、周扬、老舍、郭小川、夏衍等十一位已故的但却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十分重要影响的“典型”人物。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目的并非为这些人物的平生事迹作传记，而是透过这些“典型”人物的命运剖析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特点和状况。论文检测，李洁非。正如李洁非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所言：“别人选择的是宏大的架构，我选择具体的人。我挑选一些自认为有代表性的人物，走向他们，并由此进入当代文学史。”因此，这些所谓的“典型”其实只是一个窗口，一个拨开历史的云层看向“当年那些事儿”本身的窗口。因此，“借人说事”成为本书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文坛经过60余年的变革和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文学史料，涌现出了无数的文学作品及理论著述。近年来充斥读者阅读领域的理论读物大都具有宏大的叙事框架或者是高屋建瓴式的概括，或者是并无严谨慎求证与探索就主观妄下的评说。李洁非先生摆脱了这些文学研究的惯用手法，以若干人物为样本，用“个人史”还原“文学史”，这不能不让读者眼前为之一亮。

过去文学史的写作存在着一种法定的理论，即把个人的感受排除在外。通常是以时间为中轴，将各个时间段上的作家和作品贯穿其中，文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代际的转换一目了然，但每一个文坛人物的活动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才是我们值得深究的东西。论文检测，李洁非。人物的存在不是目标，这些人物的意义和功能是告诉我们中国当代文学曾经经历过什么，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在本书的第一个篇章《凋碧树——逝世二十周年说丁玲》一文中，作者从铁凝新任中国作协主席这一事情联想到上一代文坛中以女性作家的身份执中国文坛之牛耳的丁玲，由此展开了对丁玲文学创作和平生际遇的论说。论文检测，李洁非。但是作者并非是为丁玲作传，文章中处处闪耀着作者个人的思考，丁玲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那个时代文坛特点的典型代表，她一生的沉浮是文学与体制结合的必然。在人物性格命运的言说中，将社会史实与文学史实结合起来。

如果说写丁玲时，作者尚且没有完全脱离传记文学的思路，那么等到写周扬、胡风、郭小川、夏衍等人物时，作者已经建构起了一种属于“典型文坛”的骨骼与框架。他不去写创作的成就，在涉及到人物作品时也并不加以详细评论，他围绕这样几个人物，从他们那里生发辐散开来，再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史实，梳理出一条迂回曲折的当代文学发展之路。这一类人物的生平轨迹串联起来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活动史和运动史。在他笔下复活的不仅是这些逝去的人物，更是历史。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其非常独特的发展模式。考察世界各国的文学体制与发展进程，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将文学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如此紧密。论文检测，李洁非。“体制文学”可以算得上对中国当代文学一个较为准确的概括。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的强行介入，文学自身的审美标准被消解，创作的自主性被挤压，面对这种情况，知识分子阵营也分裂为周扬一类的政治文学代言者，胡风一类的固守自我文学主张的坚持者，还有姚文元之类借政治文学之势膨胀个人权利欲望的利用者等等。这些都是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叙述折射出来的文坛典型现象，将这些现象串联起的即可看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作者“借人写事，以传写史”的目的和主旨即在于此，将人物重新归置于历史，对其做动态辩证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