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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区域武术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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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区域武术文化研究

沧州是中国北方的一座历史古城，在其悠久的发展中形成并传承了独特的传统武术文化生态系统。笔者以此文化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关照与研究，提出该文化系统该地区特定地理与人文环境共同孕育与滋养的产物，是以回、汉两族为主的多民族人们经世代文化交流、互渗、融合而形成的结果，是超越“民族认同”范畴的区域“文化认同”而形成的一个范本与实例。

1沧州区域文化构成与“文化认同”

1.1沧州地域特征与文化建构

沧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因濒临渤海以“沧海”之意而得名。其称始于北魏魏平二年（公元571年），公元627年属河北道，宋代属河北东路河间府，元代属中书省河间路，明清两代属直隶省河间府，部分县属天津府，中华民国初属直隶省渤海道、津海道，1928年废道府制，改属河北省[1]。现今管辖的市、区、县包括河间、任丘等四市，吴桥、沧州等10县以及3个市区。

据1995年人口统计可知，全市一共包括42个民族，其中41个少数民族中的回族共有186691人，几占河北省回族总人口的40%，因此，该市是全省、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回族人口最为集中、数量最多的省辖市之一[2]。

这一现象绝非朝夕之间所能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迁徙与发展历史。据目前获得史料记载，沧州是河北境内蒙古军队占领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南宋嘉定六年与金贞祐元年（1213），成吉思汗就与其四子托雷率领中军攻破沧州。到了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沧州全境均为蒙古人所管辖[3]。

据有关地方史志记载，盐山县杨马连村始建于宋代，由杨氏回族所立，名杨家庄。明燕王扫北后，马氏迁来此地立庄，且两村相连，两村后合称杨马连。虽然后经战乱该村的杨姓村民几乎没有了，但是现在依然是回族人民在该村生活。他们是于清乾隆年间从王石桥（属孟村回族自治县）迁来的[4]。

此外，在元统治者平定中原之后，他们又征服了中亚、西亚等众多阿拉伯国家，并将其工匠和大批无辜民众东迁入元都的所在地——河北，或将他们编入“探马赤军”。立于正定元至正八年（1348）《重建礼拜寺记》的碑文载：“回回之遍天下，而此地犹多，朝夕不废礼，……”[5]。由上述文字与口碑传述可知，早在宋、金、元时期，曾不断有回族人民流入沧州地区定居。

沧州回族的大量迁入主要是在明代初年。据《明史·太祖纪》记载：“六月，徙山后（今宣化东南延至辽阳一带地方称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三千户屯田北平”[6]。继明初、明中叶有大批回族迁入沧州之后，明末清初也有不少回族陆续迁入，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1.2“认同”与“文化认同”

“认同”是弗洛伊德最先使用的一个概念。关于它的定义许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及辞书中都做出了界定。例如在《社会科学大词典》之中，该术语用以“指群体中的成员在认知与评价上产生了一致的看法及其感情”[7]。

“认同”的形成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影响其形成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例如国家、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等等。因此也就有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等多种“认同”形式。其中“文化认同”是“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之所以形成和系统化的重要标识[8]。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主要是以民族为载体与基本形成单位的[9]，由此而表现出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也就

是文化的民族性。而当民族及其包含的文化进一步拓展生存领域、放眼其周遭世界的时候，就出现了异文化所包含诸多元素之间的相互认同与吸收，从而不断扩充自身文化的范围，扩大认同的领域。

这种文化认同感的实现正是今人所见到的、沧州地区地域特色鲜明的武术文化生态系统之所以形成的前提与基础，是在漫长的以汉族与回族为主的民族文化不断接触、交流、吸收与融合的产物。以下，笔者就具体从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来梳理与分析两种文化之中的武术文化的接触与发展历史，对该生态系统构建的具体过程与内在机制进行剖析。

2沧州武术文化建构的历时性梳理

河北沧州是我国著名的武术之乡。这里不仅有品类繁多的武术品种，而且还涌现出数量众多的武术大家。

明、清时期，沧州曾涌现多位全国著名的武术大家。“仅明、清两代榜上题名的沧籍武科进士、举人就达1950余人”[10]。明万历年间著名拳家曹振朋是六合拳的杰出代表。清雍正十年（1732）年肃宁的回族人哈攀龙以高超的武功勇夺头名状元。其子哈国兴英勇善战，死后封谥号为“壮武”，事迹被绘图于紫光阁[11]。

八极拳全称“开门八极拳”，系传播最广、习练者最多的沧州回族武术门派。据该门弟子讲述，清雍正五年（1727），一自称名“癞”的异乡人云游至孟村。因该村习武少年吴钟之仁义厚诚，因此收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