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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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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突飞猛进的特殊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思想解放给文化艺术领域带来了根本性变化。盘点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以及逐步宽松的政治空间和学术氛围是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同时也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文取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视角,在搜集、整理、分析大量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发展、专题研究、音乐史著作等方面,力图进行宏观有机整体的全面把握。

一、思想解放学科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走上了正轨,经历了坎坷曲折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在澄清理论是非的同时,重新审视了研究工作中“左”的偏差,开始了崭新的发展时期。①学者们从实际出发对各种学术思想和史学观点争相讨论,不断更新观念、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对学科成果及其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一)历史回顾现实反思

学术界在这30年里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分期问题、史料建设问题,对近代以来音乐道路的回顾与反思以及“重写音乐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杨荫浏在《音乐史问题漫谈》②中,就音乐史的实践问题,音乐史与别的学科的互相关系、边缘科学的问题、知识的丰富性问题,资料的统计工作、索引工作基础不够,音响资料这四个问题展开了论述。明言在《百年奏鸣——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③中就20世纪中国音乐的文化属性、历史分期、形态特征、研究对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陈聆群的《反思求索,再事开拓——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85)、陈聆群的《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2002年)、汪毓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概述》(2000年)、戴嘉枋的《用宽宏的目光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2003年)、张静蔚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2004年)、李宝杰的《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回顾与思考》(1990)、徐元勇的《百年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综述》(2003)等文,都对该学科的研究提出了见解、看法与建议,形成了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的一个小小的热潮。

(二)新的语境学术话题

戴鹏海以《“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④一文,直接提出“重写音乐史”的问题。这个话题提出以后,一直是“敏感”话题,并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与音乐学术论争的“关键词语”,引起近代音乐史学界高度关注。2002年在福州召开的音乐史学会上,与会的专家和研究者就“重写”的问题展开了初步的研讨。陈聆群在《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⑤中,对冯文慈提出的“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表示赞同,并对1958年中国现代音乐史的修史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汪毓和的《站在历史的坐标上——谈“重写音乐史”中音乐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⑥则从音乐史教学和研究两个方面探讨了“重写”问题。陈聆群的《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一封信》(2003),居其宏的《音乐史的“重写”话题与当下语境》(2003),冯长春的《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由“重写音乐史”引发的几点思考》(2004),陈聆群的《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2004),乔邦利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重写音乐史”学术论争述评》(2007)等文,对“重写音乐史”这一问题,从各自不同的学术层面和理解,提出了见解。然而,我认为“重写音乐史”这个新鲜话题,涉及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从史学观、方法论到史料建设、具体个案、事件事项、历史人物、史学编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不是只涉及到几个个案人物或事项、事件的评价,而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大问题,不是一言以蔽之的。因此,目前这一话题依然在不断研讨中,渴望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三)学术研讨碰撞交流

30年间,中国音乐史学会以及相关部门召开了许多次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相关的重要学术研讨会。历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于推进学术研究、增进学术交流,辨误纠谬、澄清是非,有着积极作用。1981年在北京召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了汪毓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与陈聆群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代表们认真、深入探讨清除“左”的影响、近现代音乐史分期以及研究队伍建设等问题。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