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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娜拉的人格发展试析娜拉出走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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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娜拉的形象分析，特别是对其出走的原因分析，大多都从社会政治角度强调其客观意义。本文试以弗洛伊德人格理论来研究其出走的主观因素，并由此引发对女性独立意识教育的思考。

关键词：娜拉弗洛伊德自我本我超我出走

女性权益独立意识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是至今世界最熟知的女权主义和妇女争取解放的形象。娜拉是个觉醒中的资产阶级妇女典型。她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是她父亲的“玩偶”，结婚后她又是她丈夫的“玩偶”，她热爱生活，热爱她的父亲，丈夫和孩子。为了他们的幸福，她不惜牺牲自己。

一、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论

娜拉的出走，有环境的客观因素，更是她人格使然。本文试以弗洛伊德人格理论来对娜拉进行剖析，进而论述她出走的主观因素。

“所谓弗洛伊德人格论就是指完整的人格结构由三大系统——本我，自我，超我构成。[2]”弗洛伊德认为，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而言，这三大系统是和谐统一的整体，他们密切配合，使人满足基本要求，实现人的理想和目的。反之就会处于失常。弗洛伊德还指出自我源于本我，本我给自我动力源，自我尽可能满足本我的要求，二者的关系好比马和骑手的关系，而超我则是把这种欲望和满足控制在道德规范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使三大结构相互联系和彼此谐调。

二、人格沦陷的娜拉

（一）本我分析

戏剧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结婚八年，是三个孩子母亲却依然像一个大孩子那样天真，活拨热情的娜拉形象。她爱父亲，爱孩子更爱丈夫。对于幸福生活充满了向往，丈夫生病她以一种本能的对丈夫的爱主动承担挽救丈夫生命。尽管这种做法给她带来危险（按照挪威法律，没有经济来源的妇女无权借货，假冒签名更是触犯法律的）。她仅从爱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并认为这是她生平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令她“得意”又“高兴“的事情。也就是说，此时的娜拉仅仅在她的“唯乐原则”——家庭的幸福，对丈夫的爱心——支配下行动，她没有去考虑任何的外界冲突与实际障碍，这就是娜拉人格结构中的最初的本我。

（二）自我分析

自我即面对现实的我，娜拉所面对的现实可以用1978年10月易卜生写的《关于一出当代悲剧的札记》里的这段话来叙述：“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用的，另一种是女人用的。他们互不了解；但是女人在实际生活中是被按照男人的法则来评判的，仿佛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的娜拉，她和劳拉一样在家庭生活中首先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存在的，做“贤妻良母”是她们最神圣的职責和本分。也就是说面对现实的娜拉在实现本我要求时就必须去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必须有媒介平衡本我要求与现实可能性的冲突，而这个媒介在满足本我要求时，也得符合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与法则也就成为了娜拉自身行为的道德规范。而这个既要满足本我要求，又要符合现实的媒介，就是娜拉人格系统中的自我部分。娜拉需要得到本我要求的满足，就必须以“泥娃娃”和“玩偶”的角色出现，也就是说她的自我在努力使本我要求和现实平衡时，就必须舍去娜拉的独立人格，确保两大人格系统的和谐统一。也正是因为自我在平衡本我要求与现实可能性时迫使娜拉独立人格沧陷，才使娜拉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屈辱地位，反而感到生活很美好，很幸福。

（三）超我分析

娜拉从小认同父母的道德行为，成年后按照这种规范，并使其成为自己行为的准则，于是在我们解读剧本时，可以清楚的看到娜拉的角色始终都是孝顺女儿，听话妻子，慈爱母亲。为给丈夫和家庭带来幸福和快乐，她甚至可以牺牲性命。可以说她是一个合乎道德规范的理想女性，是完全道德化了的。这也就是三大人格系统中的超我部分，它是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等因素影响和作用下逐渐发展形成的。它的任务就是控制本我欲望的无限膨胀，使其在道德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三、回归本真

（一）平等意识的呼唤

娜拉的出走，看似是环境的逼迫，其实更是她人格发展的使然。出走前的娜拉的生活是符合一个家庭妇女的道德规范的，她的生活也是快乐幸福的。然而此时的娜拉虽处于“玩偶”地位，却已经有了朦胧的平等愿望。丈夫有病她伪造签字借款，主动为他治病，事后还款又瞒着海尔茂找些编织、绣花和抄写的活儿，常忙到深夜。娜拉朦胧地感到：妻子在困难面前不应该束手无策，而应该像男人一样敢于承担责任。背着丈夫借款一事即反映了她对丈夫的爱，更显示了娜拉刚强的性格和平等独立的意识。只是这种意识被“贤妻良母”“家庭幸福”的传统观念压抑，并阻碍着她人格的正常发展，使她屈从于玩偶的地位和“泥娃娃”的角色。借款事件逼使娜拉重新审视自己，使这种朦胧的呼唤更加的强烈。

（二）终于觉醒

出走前的娜拉，无论是从意识到行为，她都未曾想过为自己做些什么，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以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此时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