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转型与中国粮食安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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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转型与中国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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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理解

（一）中国粮食安全必须立足国内实现基本自给

“粮食安全”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粮食危机中由粮农组织首先提出的，其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粮农组织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对“粮食安全”的概念作了新的定义：“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虽然此后世界粮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罗马宣言》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修正，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对“粮食安全”的不同界定，但上述概念的基本含义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粮食安全”包括三项具体目标：一要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二要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给；三要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们能够获得粮食。[1]

从上述粮食安全的概念中我们不难看到，解决一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立足国内生产，满足与稳定粮食供应；二是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通过进口粮食满足国内需求。显然，从纯经济学的意义上看，对于粮食生产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宜选择第一条途径，而对于不具备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国家，采取第二条途径更为有利。由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存在着两种途径，因此，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着粮食安全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由于科技进步人类早已跨越马尔萨斯陷阱，只要存在市场就能买到粮食，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粮食安全不是问题。[2]事实上，粮食安全从来就不是纯经济问题。由于粮食是维持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人们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使得粮食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强，粮食已不仅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和工业生产中重要的生产资料，持续的粮食生产能力也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与政治博弈中的重要筹码。基辛格曾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3]正因如此，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被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安全。一旦国内粮食需求依赖于国际市场来满足，则不仅粮食进口量的大小与进口价格的高低受制于主要粮食生产国，国家的战略安全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少数发达农业大国的操纵。即使其他国家不会把粮食供给作为筹码来威胁我国的战略安全，但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依赖国际市场满足国内需求也根本不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行性：我国每年粮食消费量占世界粮食消费总量的1/5，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两倍左右；[4]我国粮食进口量每增加或减少5个百分点，国际商品粮市场的价格就上涨或下跌30%左右，从而影响到三十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5]且不论世界粮食出口量根本无法满足世界1/5人口的粮食需求，就是粮食进口的“大国效应”也不是我们能够承担得起的。设想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粮食自给率为90%，有10%的粮食需求依赖国际市场，则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将达到0.5亿～0.7亿吨，占国际粮食出口量的18%～25%；205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为0.8亿吨，占国际粮食出口量的24%。[6]届时世界出口量的1/5～1/4将用于满足一个人口大国的粮食需求，则国际粮价的剧烈波动不仅会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危及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粮食的自给率保持在95%左右是非常必要的。

（二）粮食安全问题的实质是粮食生产比较利益的问题

现阶段的粮食安全问题与马尔萨斯意义上的粮食问题不同，它不是指在现有的资源禀赋与技术条件下，人类的粮食生产能力绝对不能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对食品的需求，而是指粮食生产效率能否保证一国的粮食供给不受进口农产品与国内非农业的影响和冲击。粮食安全是否成为问题，不仅取决于粮食消费对人类生存的不可替代性，更取决于农业弱质性所导致的粮食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生产密切依存于自然条件，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等特点，决定了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通常会低于非农产业，如果不能通过农业规模经营来促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并辅之必要的农业保护政策，那么在比较利益的引导下，多数农民将会放弃粮食生产，农业资源也将大量流向非农领域，届时粮食短缺将不可避免。富裕的人口小国可以通过粮食进口来度过危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必将会由于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而陷入困境。粮价上涨固然会刺激未来的粮食生产，但非农化使用土地却无法在短期内投入粮食生产，而且随着粮食供给的增加，粮食价格的下降必然会导致新一轮的粮食短缺。

上述分析表明，只要农业生产效率、进而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于非农产业，粮食产量的增加与农民收入的增长就存在着矛盾。如果这一矛盾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粮食生产的长期供给能力将会受到根本性损害，马尔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