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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史教学中体现思想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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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贤泽

摘要：思想理论的形成与思想家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思想家在面临社会变化和人生重大问题时的思考和顿悟。所以在中学思想史教学中，教师可适当介绍思想家的人生经历，选取与其思想主张相关的史料，将思想家的心路历程呈现给学生。

关键词：中学历史;思想史;历史教学

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曾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的旨归在于，将“以往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史学研究改造成为真正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的史学”。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认为，“传统的史学是不能担此重任的，因为传统的史学不过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或者说剪贴历史”。

一、补充时代背景，让晦涩的理论有依据

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只有将思想理论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才能充分认识其形成的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决定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1976年“文革”结束，但“文革”的阴影远没有消失。1977年作为党中央代表的《人民日报》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方针，简短的两句话蕴含了对毛泽东同志盲目的个人崇拜，延续着“文革”的“左倾”错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直到1978年《光明日报》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直击“两个凡是”的要害，打破“凡是派”的神话。同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为今后工作树立起正确的思想路线。

1978年中央派邓小平等高级干部组成新中国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考察团，出访50个国家和地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王全国有这样一段考察感受：“这一个多月的考察让人大开眼界……所见所闻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走出国门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飞速发展，让中国领导层深受震撼，更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在挣脱了思想束缚、见识了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一系列重大转折就显得水到渠成了。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学生往往会背得一字不差，但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学生也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若在教学过程中适时地补充时代背景，则可以让原本艰涩难懂的理论的提出，变得浅显易懂了。

二、理清思想主张的体系

思想家的主张不止一个，要想理清这些思想主张之间的联系，就要先构建思想体系。因此，在中学历史思想史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构建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促进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整体把握。

例如，中学历史教材对王阳明心学的表述为：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王阳明曾按照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格竹”，结果失败了，经过顿悟，转而向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传习录》）。王阳明提出在自己身上努力的方法，“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滤，出之自有天则……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時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由此，笔者引导学生把王阳明的思想主张概括为哲学思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及方法论“致良知、知行合一”。朱熹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天理”，而“天理”就是“三纲五常”。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认为吾心即良知，就是“天理”，穷理不必向外，对内加强道德修养就行，主张恢复良知，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思想体系，并且与朱熹理学的思想体系相对应。

三、从人文精神之源到科学理性时代

西方人文精神主题的学习，对理解西方历史或现代生活有重要意义，应认真对待。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

其一，专题的主题与所属内容主题的一致性问题。专题的主题为“人文精神”，而专题下属内容的主题与之并不完全相符。例如，对古代希腊相关内容的学习，要理解“人文精神”;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学习，要认识“人文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学习，要认识“人文主义思想”。“人文精神”、“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思想”尽管内涵的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却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因而一定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人文精神的逐渐演变”。

其二，专题学习的内容过于简约，难以达成学习目标。依照课程标准，单从“薄伽丘等人的主要作品”中，就能“认识到人文主义的含义”了吗？启蒙思想影响遍及世界，我们至今不是仍在为启蒙思想家们所呐喊的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而奋斗吗？这么重要的内容，显然一课时完不成教学任务。所以建议教师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与调整，站在人类思想史的高度组织教学。

四、探究本质，让抽象的理论有精髓

思想理论中蕴藏着思想家深刻的思想精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