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铁路的历史构想与中缅铁路的地缘战略重构.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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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铁路的历史构想与中缅铁路的地缘战略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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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滇缅铁路修筑的历史构想

最初提出滇缅铁路设想的，是英国殖民者。1885年年底，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侵占了缅甸后，即向资源丰富的云南进逼，策划从中国西南打开中国后门。为此，还计划修筑一条充当其东西连锁环链的滇缅铁路。到19世纪后半期，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活动转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形势下，滇缅铁路的修筑进一步被列入了英国的侵略日程，并提出了多种筑路方案。其中的主要路线有以下几条。（1）斯普莱路：1831年，由英国驻印度退役军官斯普莱（R.Sprye）勘察提出的由缅甸经泰国进入云南思茅的路线。（2）八莫路：1862年由印度总督提出的由仰光沿伊洛瓦底江达八莫，经腾越到大理的路线。（3）斯蒂文森（MacDonaldStephenson）铁路计划：该计划以汉口为中心，东经上海而达杭州、宁波；西经川滇而直通印缅。（4）英国云南公司的活动与巴格莱线：1886年英国吞并缅甸后，缅甸铁路总工程师巴格莱（F.R.Bagley）建议将缅甸铁路延长到中国，并于1889年前后在缅甸铁路已铺到曼德勒时，勘探了由腊戍进入云南的路线。（5）从1894～1900年，英国远东情报局局长戴维斯（H.R.Davies）数度出入云南勘察滇缅铁路线，并写成《云南：联结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锁链》（Yunnan：TheLinkbetweenIndiaandYongtzeRiver）一书，为英国出谋划策，要由印度、缅甸经云南修筑铁路通向扬子江上游，企图把中国的扬子江流域与其殖民地印度、缅甸连成一片。其所计划的滇缅铁路路线先由腊戍展至滚弄，然后由滚弄至云州，再延伸经昆明以达扬子江岸上之叙府。

面对英法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云南的官绅和各界民众深深感到在外来侵略的压力下，云南很快将步越南、缅甸的后尘，陷入亡国的惨境，因而激起各界人民的反抗。留学生杨振鸿在《上父老书》中大声疾呼：“云南之害已迫眉睫，其害维何？铁道是也。夫法人经营云南铁道何为哉？为吾滇之土地财产也。”[1]而要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以铁路为侵略武器的办法，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自筑铁路，使交通命脉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自力修建滇蜀、腾越铁路的要求便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这一要求最初是由昆明的陈荣昌、李坤、简执中、倪维诚、澄江罗瑞图（都是在籍的翰林或主事）和昆明商人解秉和、弥勒商人王鸿图等40余人联名向云贵总督禀呈提出的。他们指出“滇越铁路，已铸成大错，倘不及时修筑由滇通蜀之路，外人将接踵而至，后悔莫及。”[2]陈荣昌等人还针锋相对地联名提出：“滇蜀铁路，现已奏准设立公司，现在腾越铁路，只有三百余里，不过滇蜀路四分之一，只须将滇蜀股款。先为提倡，其余由绅商劝集，收效必速。”[2]清外务部也针对此情形经过几次通电与云贵总督商议后，一面命云贵总督派员详查路线，一面照会英国大使：“惟既准贵大臣一再催商，本部即电致云贵总督查勘情形，设法自行修造，俟该路线修到滇缅界之处，即与贵国缅甸之路相接，以符条约。”[3]1905年7月，云南总督丁振铎在民情舆论要力争滇人自修滇缅铁路的压力下，也致电外务部，最终得到了外务部的同意，从而使1906年滇蜀腾越铁路公司的成立成为当时轰动云南的一桩大事。到1911年时，滇蜀腾越铁路公司已筹得经费400余万两。在筹款的同时，清政府也派员进一步勘测了路线。第一组由玉溪经思茅达滇泰交界；第二组经镇康出顺宁达缅甸边境；第三组由永昌经腾越、盈江出缅甸八莫。三组勘测完毕后，又经长期思考，决定路线为自昆明经楚雄、下关、永平、永昌、腾冲、盈江连接缅甸八莫。这样，修筑滇缅铁路便在中方正式形成议案。但此时的云南当权者，因对帝国主义妥协让步，对滇蜀腾越铁路的修筑又另有打算。公司的负责人和云贵总督都以云南禁烟、收入锐减为借口，要求北京邮传部拨款修路。于是，不仅是滇蜀腾越铁路被变为滇桂、滇蜀腾越铁路，云贵总督竟然还下令把云南人民专为修筑滇蜀腾越铁路筹集起来的股款挪移了一部分作他用。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此款便无下落。民国二年（1912）法国派人到个旧秘密测量路线，企图修筑个碧支钱，染指个旧锡矿。个旧厂商发起自筑铁路活动，得到云南都督蔡锷大力支持，他将滇蜀腾越铁路公司所筹股款拨出127.52万两用以修筑个碧铁路。再加上测量滇蜀腾越、滇桂路线的费用及公司机构的庞大开支消耗，至公司股款耗尽时，除勘测了路线和开挖了昆明至安宁的一些土石方外，计划中的滇蜀腾越铁路并未铺下一根枕木、一寸铁轨。

1912年2月12日，孙中山先生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后，就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铁道学会”。同年8月在和黄兴一起同袁世凯共商国是时，表示愿全力从事铁路建设。1912年9月12日，孙中山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