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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经济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其法律预防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为我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国门大开泥沙俱下，加之我国经济体制在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种种弊端，使得一些党政干部经受不住考验，成为金钱的奴隶和牺牲品，戚火贵、胡长清、成克杰等腐败分子的纷纷落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尽管这些腐败案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他给我们的党和政府形象却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何预防或减少这类腐败案件的发生？是我们党、我们党的党员以及法律工作者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当前干部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预测

笔者对苏中某县-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近5年来审理的干部经济犯罪案件进行了分析。从1997年以来，该院共审结涉及干部经济犯罪案件46件48人，涉案金额达383万元。其中贪污（侵占）18件19人，受贿18件18人，挪用公款10件11人。纵观上述所有案件，结合当前我国所发生的大要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必威体育精装版统计显示，1989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贪污贿赂等犯罪线索118万件，经初查决定立案侦查54万件，贪污贿赂5万元、挪用公款10万元以上的大案万件；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万多人；其中司局级干部900多人，省部级干部17人。目前干部经济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发案部位相对集中-大都发生在有权部门或有权岗位。在上述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发生在这些部位的就有36件，占78%?.一个干部，其贪污受贿的机会同他掌握的公共权力的大小、公共资源的多少成正比。例如，一个正司局级的中央部委出版社社长在行贿活动的生意场上的标价，可能比银行信贷股长的标价还低。因为前者除了社会地位和交往范围的间接影响外，手里能直接控制的公共资源很有限，最多利用国家赋予的出版权，帮你出出名或者拿到一点有限的稿费。权力再大一点的也不过安排一两个人而已。而后者手里控制的是国家银行里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贷款，是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入门证，其权力的含金量要大得多。因此，经济热点部位和权力的集中点成了腐败活动的高发区。对此，中纪委书记尉建行同志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强调指出：“要继续坚持重点查办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

2、“串案”、“窝案”现象突出。最典型的集体腐败活动叫“窝案”，也有人称之为“一窝黑现象”，就是指一个地方、部门或单位的领导班子或相当数量人员共同参与的腐败活动，看起来像一窝老鼠一样，故称为“窝案”。如：在震惊全国的厦门特大走私案件中，仅厦门海关涉案人员就达160人，其中76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海关4名党组成员中就有3人成为赖昌星的帮凶。还有我省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它不仅以犯罪金额的巨大为世人所震惊，还以犯罪人数之多令人惊诧。此案共涉及13个省市273人，其中县处级干部71人，地厅级以上包括省部级干部55人。这种“串案”、“窝案”不仅使一个部门、一个内部的制约监督机制失效，为鲸吞巨额国有资产、牟取非法暴利打开道路，而且，严重侵蚀了党和国家的政治机体，是亡党亡国的重大隐患。

3、以权换钱，权钱交易是一些腐败干部捞取不义之财的重要手段。党政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公仆们理应运用手中的权力去为人民服务。然而，有些“公仆”们却把手中的权力作为捞取钱财的资本，或接受贿赂，或买官卖官，或权色交易。何建林在任广西合浦县县委书记期间，县糖厂厂长、县劳动局局长、县工商局局长等24人先后向他送钱，都谋到了各自的官位。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在不到3年的任期里，收受“红包”款多达百万元，其中相当部分与买官卖官有关。河南省原周口地区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曾锦城受贿万元，参与卖官15起。河南省原安阳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杨善修收受贿赂人民币13万元，美金3300元，经他手提拔的干部就有18人。诸如此类“你给票子，我给位子”的权钱交易案举不胜举，它加剧了我们党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损害了干部队伍的健康发展，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崇高威信，无端给党和政府泼上了一盆脏水，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度的下降。

4、“功成名就”之时，人生转折的关键一步未能迈好。江泽民总书记曾尖锐地指出：“有的人表现一贯是好的，快要离退休了，有的甚至59岁半了，本来可以功成名就，可以很好地度过幸福的晚年生活，却最后搞得自已身败名裂。”江总书记所指的就是人称腐败的“59现象”，为什么一些干部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有的也曾为国家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临近离退休的一步却迈歪了呢？原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一语道出了“真谛”：“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主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