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研究.docx

“村改居”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研究

［提要］“村改居”社区作为城镇化的产物，其养老问题值得关注。受“村改居”社区自身特点的影响，区分于城市或农村社区，其参与养老的各主体发挥着不同作用，如何提升“村改居”老人的养老服务质量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基于4个案例，采用案例比较研究方法，选取以家庭、社区、市场、政府为主导的养老案例展开分析，并提出建议。

一、文献回顾和问题提出

养老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民生问题，“村改居”社区由于其兼具城乡二元特点，值得聚焦研究。据统计，2022年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中国老龄化趋势加重。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撤村并居现象越来越多。“村改居”是我国城乡二元制度之下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是农村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自发产生的从农村到城镇的体制变革，是城中村人为“改造”的结果，兼有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特点，它处于城乡之间的另外的一个领域。“村改居”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变化，改变了原有村民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从其他地区的养老方式看，传统的“家庭养老”应逐渐被“社会养老”所替代，尤其依靠传统子女养老模式或以政府成为主要提供者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已不适用。

目前，对城市和农村养老的研究居多，“村改居”养老几近成为研究的空心地带，目前仅局限于三类视角。一是问题视角。发现“村改居”社区养老服务存在专业化程度低、服务内容单一、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二是服务推行机制视角。失地老年人群体的固化、养老需求复杂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混乱导致了“村改居”社区服务体制的独特性，政府与社区作用更为突出。三是养老服务供给主体视角。利用城乡混合的福利体系解释了“村改居”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特殊性，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明显的“村改居”的独特性，居委会、社工机构则体现出城市社区的一般性。

可以看出，已有文献多集中于“村改居”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体现在专业化程度不高、服务内容缺乏创新、基础设施老旧、不完善。从服务供给主体来看，只依靠一方为主体的服务模式已不适应养老服务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应该以多方协调方式实现养老。国家高度重视老龄工作，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养老服务提供主体如何协同，让“村改居”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村改居”养老如何区别于城市或农村养老，各要素和主体间如何得以有效组合，使其有效实现。

二、理论对话和分析范式

（一）理论发展

1、社会学理论。主要以两大范式展开分析：一是血亲价值论。中国社会十分注重家庭关系，重视孝道文化，血亲价值论是一种用血缘亲属的观点来解释家庭内部血缘代际关系的理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并以实现血亲利益价值和调节亲人之间关系准则的行为规范。该理论为家庭养老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强调家庭具有很强的养老意义。村改居老人由于此前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血缘观念较城市老人更重，养老大多依靠家庭，家人更了解老年人需求。二是社会支持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与环境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人与环境中的各种系统（家庭、教育、商品和服务、就业、政治、宗教等）是相互作用的，强调人与周边环境是有联系的，人对社会的适应性。个人与其周边的环境是可以利用的，个人可以利用环境中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支持，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对于“村改居”老年人来说，房屋拆迁会给老年人一笔拆迁安置费，但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起来还存在有很多问题，如对其认识不清、保障水平低。如何保障“村改居”社区老年人的生活，需要发挥政府、社区、家庭、个人的力量。

2、协同治理理论。国外学者Donahue认为协同治理就是通过与政府以外的生产者一起努力，用自由裁量权的方式达到官方追求的目标。定义中包含了两点，第一，公共目标并非自由选择，政府有着最终决定权；第二，政府作为向公众全面负责的主体，其自由裁量权是最大的，但其他参与者也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不是仅仅按照政府的命令行事。参与者应来自不同的团体，例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政府不是作为唯一的责任主体，但仍然在治理中处于中心位置，应该与其他主体进行积极互动，起到引领和促进作用，并且能够提供技术、资金方面的支持。基于以上对协同治理的定义，本文认为协同治理要求各个主体需要高度配合，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