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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中国式融合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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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屈一平

一场深度跨界融合变革的重要时刻正在临近。

城镇化与信息化——两个看似平行发展的行业，正在不断地产生交集，这一融合的结果是智慧城市。

据统计，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超过7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2.6%，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粗放的发展模式引发了许多深层次问题：城乡差距扩大、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房价过高、管理服务滞后等。世界银行数据显示，75%的能源正在被不那么“智慧”的城市消耗。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

如果按照传统业界的界限，以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为“智慧城市”的时间起点，在经历了近五年的积淀与酝酿后，从城市信息化到智慧城市终于跨过概念提出的初级阶段，开始核心业务的渗透与融合。

这一新浪潮可能催生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模式和新理念，作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稳增长、增内需的着力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令各方追逐，亦引发争议和忧思。

智慧城市指导意见，缘何“难产”？

时隔一年，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依然记得，去年七月，各方瞩目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报请国务院发布。起初，各方猜测，2013年年底之前，《意见》发布，可是，当2014年七月来临，这份《意见》依然不见动静。

与《意见》一样“难产”的还有国家标准制定方面。已初步规划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框架，在2013年7月立项5个智慧城市国家标准项目，包括智慧城市技术参考模型、智慧城市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SOA（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标准在智慧城市应用指南。这些项目的开展也似乎遥遥无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主任马虹日前表示，住建部正在编制智慧城市评价模型以及基础评价标准体系的国家标准，预计将在今年内完成相关的编制工作并提交评审与“指导意见“和”标准“滞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城市已经深感变革的迫切，正加紧行动。

截至2013年底，4个副省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总计311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涵盖大中小城市和东中西部区域。来自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的统计预计，“十二五”期间有关智慧城市的总投资或将超过1.6万亿元。

各城市的“热火朝天”并非空穴来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2年底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并于2013年1月和7月开展两批共计193个智慧城市试点；科技部成立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20个城市中开展“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试点示范。

与“热”建设不同的是，有关“智慧城市”的“冷思考”以及争议和忧思相伴而来。

“问题是没有一个顶层的协调，发改委、科技部等各部委都有自己的思路。”中国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对记者表示，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和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住建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民政部和国家测绘总局等等，都出台了相应智慧城市的建设标准和指导体系。这些标准和指导体系相互不通用，而且还有一些相互不兼容，甚至有标准互制的现象存在。这导致很多城市目前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内容和方法不非常清晰。

记者从有关方面得知，前述八部委的《意见》建议，完善组织管理和政策保障体系，形成智慧城市发展新机制。首次建议国家发改委等16部委以及中国科学院等7部门建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研究智慧城市发展重大问题。协调制定政策措施，完善评估办法，确定试点示范工作方案。目前方案还在送审中，并且几易其稿。可见对于相关部门探索城市发展质量和水平的新模式新机制、试点示范工作具体方案以及智慧城市国家标准体系形成等诸多问题尚无定论。

“城市的规划管理，已经从小农经济时代经过工业革命时代，进入到信息化时代。要求高位的统筹规划也同步进入信息化时代。”但周宏仁认为，中国城市部分规划管理方式还处在小农经济时代。

综合受访者观点，记者发现，中国智慧城市跨界融合变革，面临三个层面的跨越：宏观层面，国家亟待形成怎样的统筹规划新机制，完善组织管理和政策保障体系，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的长效机制？中观层面，如何形成指导地方政府持续推进，促进产业发展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微观层面，城市如何以人为本，明确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以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抓手务实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起点？

宏观：孤岛危机呼唤统筹协调

“如果我已在北京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产，现在打算在你们当地买房可以吗？”本刊记者调查发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多数地方地产中介机构的经纪人会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