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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下新闻传播的变革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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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的理念早在1956年达特茅斯学会上便已提出，是指运用机器人代替人类实现认知、识别、分析、决策等功能，其本质是对人的意识和思维过程的模拟。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新闻研究领域，衍生出了数据新闻、机器人新闻、传感器新闻等一系列新闻形式，为新闻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与此同时，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理念的机器思维也为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带来了一系列解构。

关键词：人工智能;新闻传播;变革与反思

一、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的变革发展

（一）理念创新：以“人”为核心的用户场景思维的确立

在传统新闻业时代，信息流动多是从传播者角度出发的单向灌输，缺少用户思维。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新闻工作者可依靠传感器设备，可运用GPS、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对人体状态的全面感知，当越来越多的智能物体存在于人的身体上（如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的传感器等）以及人的生活环境中（如智能家居物品），各种与人相关的物体的数据，便成为人的行为、需求及状态等的一种外化或映射。物可以提高人的“可量化度”与“可跟踪性”。[1]从而以用户所处场景、实时状态出发，实现数字孪生、精准匹配高触达率信息。

（二）学科困境：交叉发展带来理论与实践困境

无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如何变迁，始终离不开传播者媒介与内容这三个基本要素，而技术革命改变了这三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传播主体正在经历着从专业化到精英化，再到泛众化加智能化的改变;传播媒介经历着从物理介质到关系介质，再到算法介质的改变;内容生产正在经历着从作为资讯传播的内容到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再到作为媒介价值的内容价值扩容。[2]新闻传播业与掌握技术资源的行业不断交融重叠，在学科交叉发展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不仅会在实践上更依赖技术，在理论观念上也有可能引进与人文社科有一定冲突的自然學科价值取向。

（三）产业结构：多元力量的参与延伸媒体触角

技术的应用研发需要技术驱动型公司的“硬件”支持，海量的数据也需要掌握数据资源的企业提供。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新闻业不断与其他企业通力合作，拓展自身新闻边界、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多元主体共同生产出高质量的“智慧新闻”，如央视与亿赞普数据公司合作的《数说命运共同体》，便是打破资源壁垒，跨界互补、协同发展的先例。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新闻与传播呈现出一种新型媒介生态，即“共享”新闻资源，“共产”新闻文本，“共绘”媒介图景的“共同主体”时代。

（四）新闻生产：生产、呈现、反馈等一系列结构变革

在信息生产方面，机器人新闻、传感器新闻、无人机新闻等都是智能时代下衍生的新型新闻生产方式，在一些程式化强的新闻题材中，如财经新闻、体育报道等，MGC（机器生产内容）具有更高的产出效率与数据挖掘能力;在信息呈现方面，VR/AR/MR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通过虚拟场景的再现提高用户的沉浸感与在场感，获得更好阅读体验;在信息反馈方面，除点赞、评论、转发等显性反馈，用户浏览路线、视觉停留时长等多种深层反馈得以接收，有利于传播行为的调整。

二、人工智能给新闻传播带来的隐患

（一）第三方企业介入生产，挑战新闻业的独立性

新闻行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盈利企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事业，更是具有传播意识形态、履行社会监督职能的社会公器，只有保持其行业自身的独立性，才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工智能时代，掌握着数据资源和算法优势的技术公司，逐渐从分发端向新闻生产的核心领域渗透，新闻业有被资本裹挟的危险，如谷歌的新闻实验室、今日头条的媒体实验室等，逐渐从新闻的分发向新闻生产的核心技术领地渗透，将逐渐在新闻生产领域掌握话语权。

（二）工具理性泛滥，新闻公共性的缺失

工具理性由马克思.韦伯提出，指个人对于目标利益的追求胜过一切方式和手段。在人工智能时代下，一切信息均以“量化”的形式存储于机器中，新闻价值的标准异化为简单的点赞量、转发量，量化的算法动摇了新闻的价值坐标。流量利益驱使下的商业逻辑使更符合大众社会化过程的“公共利益”被忽视，新闻的社会公器职能缺失。

（三）算法歧视带来更为隐蔽的权力中心

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义”，认为不能孤立地对媒介产品做文本分析，而应将其同特定的社会历史相联系，同社会制度、文化管理和科技发明的社会意向相关联。人工智能时代，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可以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占据更高话语权，通过操纵技术背后的算法程序，提高发展中国家负面信息的算法权重或大力弘扬自身国家的“普世价值”，通过技术操纵带来更为隐蔽的权力中心。

（四）机进人退，人工智能冲击新闻工作者

在新闻采集的效度与广度上、新闻生产的效率上与新闻分发的精准度上，人工智能较人类新闻工作者更胜一筹。新闻生产自动化在为新闻记者“松绑”的同时，也引发了新闻领域从业者关于“智能写作机器人未来要终结人类记者”的危机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