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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经济哲学思想若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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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经济哲学思想若干问题研究

抗日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而这一时期同样也是毛泽东经济哲学思想逐步丰富、完善并发展起来的阶段。由于日本这时在中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已将战略重心从战争初期的正面战场转移到了敌后根据地，使得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建设是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物质保证。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武装斗争，抗击日本侵略的同时，在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必要的经济建设，使根据地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

一、实事求是的发展思想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同时，实事求是也是毛泽东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指导原则。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2]而当时一些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却带着从国外带回来的经济学的“圣经教条”，从空想的虚幻出发，去搞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他们搞经济工作的出发点“不是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3]。对此，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3]因此，在搞具体的经济工作之前，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将这些错误的经济思想予以纠正，“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3]

从实事求是的立足点出发，在当时具体的革命根据地，必须立足于自身的经济建设，而不能指望外援。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一以贯之的“反共”政策，在各种必要的军事物资方面，并不向敌后的共产党方面提供，一切都需要共产党自身的解决，因此自身建设就成为了当时最大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3]而具体到敌后根据地的具体环境，“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3]因为，“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3]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起生产。”[3]并且毛泽东对军队和机关一起进行生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毛泽东认为，“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3]因此，军队和机关学校也参与到了生产建设中来。对于当时一些关于军队就应该只关心打仗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部队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生产，就不能工作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3]因为“军队和学校机关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3]。而在敌后根据地，共产党正是采用了这些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终于克服了各种经济困难，为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经济与财政

经济问题最直观的现象就体现在财政数字上，但如何正确地解决财政数字所体现出来的经济问题，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搞得清楚的。

当时根据地的许多同志都是学习过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也十分重视财政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些同志只是“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3]。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3]所以这些同志寄希望于通过一些好的财政政策就能将财政问题进行解决，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死办法，财政问题绝不可能仅仅依靠几条所谓的好的财政政策就能真正得以解决。毛泽东运用辩证的观点，对财政与经济问题进行了全面、辩证地分析，毛泽东认为相关“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3]。而具体落实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