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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对《远大前程》人物塑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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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对《远大前程》人物塑造的影响

一、文学作品与《圣经》的密切关系

作为基督教的圣书（theholybible），《圣经》不但是一部文化经典，也是一部文学经典。自中世纪以来，就有“唯一的书”和“书中之书”（bookofthebooks）的称号。从世界文化史来看，一千多年《圣经》不仅以其深邃的思想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作家，乃至世界各国作家的文学创作。

中世纪末的意大利诗人但丁，被恩格斯喻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新时期的最初一位诗人”。他的名著《神曲》对于打击中世纪的世界观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但其中关于地狱、炼狱、天堂、惩罚、赎罪、来世等观念，无不显示出《圣经》对作者的深刻影响。弥尔顿《失乐园》是《圣经》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即人类如何失去了上帝的宠爱而堕落。歌德的《浮士德》也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宗教神秘剧的形式。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和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其标题或故事情节也都取自《圣经》。据美国学者桑戴克教授统计，莎士比亚的每出戏平均引用《圣经》十四次之多。从人物原型来看，“基督—替罪羊”这一《圣经》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原型多次出现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塑造中。许多悲剧主人公，“都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观众的”，“他们运载着世人的罪恶，牺牲自己来达到救赎的目的，显示出一种崇高之美”。[1]

而以《圣经》作为创作原型的文学作品也不胜枚举。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对于主人公桑提亚哥与厄运相抗争的描写就与《圣经》中耶稣的经历相似。耶稣曾被引到不毛的旷野中受到魔鬼的烤羊，忍受饥饿的折磨，继而又遭受各种苦难。作者把老人的厄运与拼搏写成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一样，暗示着在经历巨大灾难之后的人民终将获得精神上的再生。T.S.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中的“死亡与再生”、“寻找圣杯”、“火与水”、“赎罪与救难”等故事、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等都是以《圣经》或基督为创作原型，使作品更具深层含义并保持永恒的艺术魅力。

正如我们上面讲过的，《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当代加拿大著名文艺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U型结构的提出者）出版的一本研究《圣经》和文学的专著以《巨大的密码》为题，意在表明《圣经》是解开西方文学的“巨大密码”，这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离开了《圣经》，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

二、《圣经》对《远大前程》中人物塑造的影响

查理·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创始人，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作品一直畅销不衰，是排在《圣经》、莎士比亚作品之后在西方世界传播最广的。狄更斯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者，他本人曾经说过“我对上帝的崇拜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也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发自一种内心的崇拜。”[2]

与其他的作家不同，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狄更斯，目睹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两极分化——获得极大财富的资本家和辛勤劳作仍然食不果腹的劳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的作品总能出其朴素的宗教思想。狄更斯总是从贫苦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表达他对于劳动者的同情和想帮助牢固大众摆脱生活困苦的思想。正如一位美国的作家提到：“在我们能说出名字的所有作家中，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经过纯粹的基督教精神的洗礼后，人的想象力在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时能取得怎样的成果。同时，通过我们所认识到的兄弟般的关爱，这种想象力还能使我们拥有的对上帝的敬仰和爱戴变得更纯，虽然我们并未见过上帝。”[3]《圣经》的思想及基督教的观念，一方面是狄更斯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同时也是解读其作品的钥匙，而这也无疑体现在了《远大前程》这部小说的中心和几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小说以自传式手法讲述了主人公孤儿皮普（Pip）从7岁开始的三个人生阶段。小说一开始描写的皮普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由他粗俗泼辣的姐姐一手带大。生活虽然贫苦，但是诚实厚道而又性格温和的姐夫乔却真心地关怀着皮普。而这时单纯善良的皮普也把成为姐夫的学徒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满足于此。

而突然有一天，一位律师的通知终于使他有机会朝着自己新的人生理想迈进，实现他的“远大前程”——有位恩人要出钱资助他去伦敦学习，培养他成为一位体面的绅土。但后来他到伦敦接受上层阶级的教育之后，逐渐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他只注重物质财富及所谓的绅士行为，而不是善意和友情，饱食终日，游手好闲，挥金如土，开始变得轻浮、虚荣、自私。

不久他心中的疑团终于解开，这位恩人正是当年他帮助解救的那个叫做马格维奇的逃犯，而他深爱的艾丝黛拉小姐就是这个罪犯和一个女杀人犯所生的。他心中的“远大前程”随之也遭受重创。他自以为的心目中的庇护人郝薇香小姐却是一个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