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扩大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选择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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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扩大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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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对金融体系而言，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形成金融产品价格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既指明了中国金融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心，也指明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取向和路径。

卖方垄断的金融体系无法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中，价格历来既非卖方决定也非买方决定，它是在买卖双方竞争中形成的。这在客观上要求，不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均拥有与对方展开市场竞争的充分能力，否则，在卖方垄断的条件下，不可能形成符合市场机理的均衡价格。在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实体经济部门（包括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缺乏金融手段，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之间的资金直接供求关系被行政机制和财政机制所切断。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部门相结合的金融体系，为支持国民经济稳步快速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但与此同时，也建立了一种从外部植入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体系。在这种外植性金融体系中，国民经济活动中的资金供给者（城乡居民）和资金需求者（实体企业）缺乏最基本的金融权利，他们之间的资金直接供求关系几乎被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所阻断，似乎金融权利仅归这些金融机构所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存款市场上，商业银行属于存款单的卖出方，但广大的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无力与商业银行竞争，只能被动地接受存款利率，即便在存款利率大幅降低甚至负利率的条件下，各类存款依然大量增加。在贷款市场上，商业银行卖出贷款单，但广大实体企业无力与商业银行竞争，即便贷款利率高昂，它们也得接受，由此贷款余额不断快速增加。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嵌在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之间且阻断他们直接资金供求关系的金融媒介机构，其既以最低的利率获得存款人的资金，又以最高的利率获得实体企业支付的利息。2013年10月，贷款余额已超过70万亿元，假定存贷款利差为3个百分点（2014年，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3%、贷款基准利率为6%），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就可稳得2.1万亿元的利息收入。毫无疑问，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也存在竞争，但这只是卖方垄断条件下的卖方之间的竞争，它既不可能提高买方的竞争力，也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存贷款利率。不难看出，在这种卖方垄断的金融体系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是极为困难的。

外植性金融使资金错配更加严重

外植性金融体系有一系列缺陷。第一，其将原本多维一体的有机经济活动分切为若干缺乏关联的部门活动，使得各种资源的整体关系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不仅降低了实体经济部门的运作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而且给金融体系带来了本不应有的风险。第二，其以存贷款为重心，引致金融资源配置的种种矛盾和效率降低，给实体经济部门发展造成了诸多金融障碍。典型表现是，实体企业普遍遇到融资数量少、融资价格贵和融资渠道窄等“融资难”的问题。第三，在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资金错配现象越来越严重。主要有五种表现：一是主体错配，即本属于在城乡居民与实体企业之间配置的金融资源转变为城乡居民与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实体企业之间金融资源配置；二是性质错配，即资本性资金和债务性资金错配；三是期限错配，即长短期资金的错配；四是产品错配，即债券等直接金融工具与存贷款等间接金融工具的错配；五是市场结构错配，即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交易功能错配。第四，货币市场成为金融机构间交易的市场，与实体经济部门基本无关。金融自我服务的范围和交易额不断扩展，与此对应，金融泡沫也在快速增大。第五，各项金融改革举步维艰，或只做表面文章，或停留于口头承诺。例如，2012年6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多次推出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扩大了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但这些举措并没有从实质上提高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在存贷款市场上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竞争的能力，因此，不可能真实地推进存贷款利率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在买卖双方竞争中形成。又如，2005年以后，中国证监会在推进多层次股票市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基本局限于在原有的A股市场范畴内通过IPO的数量划分界定主板市场、中小企业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并没有真实地从交易规则的差异性出发，建立不同层次的股票市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金融改革仅限于此类状况，则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依然无从发挥。

必须建立内生性金融体系使金融回归实体经济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改革外植性金融体系，建立内生性金融体系，使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金融回归实体经济的含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