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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援遵从技术到观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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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浩峰

与中国其他内陆城市一样，对于遵义当地人来说，吃的用的与上海差别不大，日常需要的东西都能买到，唯有患上疑难杂症时，往往要不远千里到大城市的医院看病。如果病人家境贫寒，那么能到大城市看病的机会几乎没有，因病致贫的情况还普遍存在。

和上海相比，遵义医疗水平相对落后，从业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因此，在遵义市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上海市继派出第一批十人的援遵干部后，又派出三位“追加”的援遵干部，其中两人来自医疗系统。

让两位上海医疗系统援遵干部意想不到的是，刚干半年，对口帮扶医院里的同事们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挽留。“能不能延期？”“能不能再留一年？”医疗援遵干部不仅为遵义带去了提升当地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的宝贵资源，还为当地医院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管理流程，填补当地医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的空白，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上海医疗援遵干部把上海医疗机构多年来摸索出的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遵义对口帮扶医院，在不长的时间里让医院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帮助医院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遵义当地医疗水平得到提升，让患者可以在家门口看到好医生，也让当地医生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改善了收入状况。从义诊、慈善捐助，到输入管理经验、提供人员培养资源，上海医疗立体式的帮扶，正在从最核心改变遵义的医疗现状。

医疗援遵破冰者

任务来得实在有些紧急。

2014年10月末，一个周四，正在忙碌工作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办主任钟力炜，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说是有重要的任务。按照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教卫党委、上海申康中心党委的要求，上海医疗系统需要排除医疗援遵管理干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希望钟力炜能接过这个任务。

钟力炜曾在医院各个核心部门工作过，有着丰富的医院管理经验，是非常合适的援遵挂职干部人选。得到通知，钟力炜欣然接受了任务。

周四通知，第二周周一就要启程，时间实在是非常紧迫。“我是院办主任，出去一年，我得先把手上工作交接出去。忙到周日，才抽空去买了些私人物品，周一就乘上了去往遵义的飞机。”

另一位上海医疗援遵干部，也同样经历了类似匆忙应对的过程。

谢冰，上海市瑞金医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10月底的一天，谢冰接到医院通知，要求下午4点开会。到会场，放眼望去，医院里男性中层干部基本到齐，大家在猜，这阵势，大概是要到非洲去抗击埃博拉吧。前段时间非洲埃博拉病毒扩散，医院正在调兵遣将。

大会上，谢冰才和其他同事第一次知道上海市委组织部要求医院选派援遵管理干部的消息。报名截止第二天中午，谢冰觉得组织需要就义不容辞，但又不得不考虑家里的情况。

“我结婚本来就晚，2013年结婚时我已经38岁了，2014年9月我的儿子出生，总算安定下来。儿子出生才40多天，我离开家，家里一定是有困难的。但后来跟家里人商量，从老人到夫人都很支持，所以就报名了。”

第二天上午，谢冰报名，隔一天，派他去遵义挂职的决定就下来了，几天后，出发时间从一个月后改为一周以后，匆匆忙忙，谢冰也踏上了援遵之行。

在钟力炜和谢冰之前，上海还从未向遵义派出过医疗管理挂职干部，钟力炜和谢冰两人也从未想到，自己竟成为上海医疗管理干部援遵的破冰者。作为破冰者，对方期待高、陌生感强，又没有经验可循，压力和难度一定是存在的。

作为首批医疗挂职干部，首先要适应的，一个是当地生活，一个是当地的工作环境。不吃辣的钟力炜，自备了一百多包方便面，以医生的科学搭配法，往方便面里加鸡蛋加蔬菜。后来，经常去的羊肉粉馆老板，会为钟力炜特制白汤羊肉粉，让他免受红汤之苦。由于时间紧急，当地没来得及安排合适的住处，谢冰刚到遵义住的是医院里的学生规培宿舍。不过，对于两人来说，吃和住上的反差，并不是最大的困难。真正的困难，在工作方式和工作理念上。

上海医院管理者怎样“念经”

要在陌生的医院开展工作，第一件事是摸清医院的情况。为此，钟力炜在到达挂职医院——遵义市第三人民医院后，第一个月，他就到各个科室部门开会调研，“1个月开了21个会，每个会差不多1个半小时”。适逢年底，钟力炜把21个会议上得到的所有信息，梳理了一份5页纸的医院2014年的工作回顾，其中反映的很多内容连医院自己都不曾掌握，“之前他们每年的年度总结，只有两张纸”。

梳理了过去的一年，钟力炜拿出了自己的“2015年主要任务”，又是9页纸，对医院临床、科研、人才培养等重要工作，作出了规划，提出了100项具体指标。援遵时间只有1年，钟力炜必须要按照非常规的速度来安排工作。

在上海三甲医院与遵义三甲医院之间，各方面差距都比较大，要想有改变，就必须加快推进速度。在当地医院院长的充分信任下，钟力炜开始对医院职工，按照上海标准提出要求。一开始，上海院长的速度让遵义的同事们有点不适应。钟力炜拆掉了医院里供医生们休息的六十多张高低床，只留下几张值班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