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绥江彝族古遗址初探金沙江流域古代彝、汉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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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绥江彝族古遗址初探金沙江流域古代彝、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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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骏

从绥江的历史演变来看，上古时代氐羌南迁的一部分沿岷江而下聚居于金沙江两岸形成早期的民族“僰人”，秦开“五尺道”及汉代文化的渗透，“僰人”的一部分又演变成为彝族，绥江历史上在这一时期有许多汉文化的遗迹，如酒坊沟秦汉遗址及金银山东汉崖墓等。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势力逐渐退出这一区域，而只是遥领的“羁縻”地，金沙江两岸直至清雍正“改土归流”前仍为彝族先民的原居地，乾隆初年清朝大行“移民填川”政策，彝族先民才退居大小凉山，这一带的汉族居民才逐渐繁荣起来。

一、绥江县境彝族文化的特点

从绥江新滩摩崖崖画摩崖的文字石刻部分，最具特征也让人无法识读的是在彝文下方3米处约12平方米的石梁上所刻的近十个文字。初看似乎个个是汉字可读，但细辨却又不认识，既有早期汉字特征又有古彝文特征。从摩崖的刻凿笔画和构图分析，它应形成于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古朴的崖画时期，包括人像和象形指事符号的形成，从造像和刻凿线条分析，这时期的人们处在文化相对落后甚至人们还没有文字或不会使用文字的时代，但已经有了较坚硬的凿石工具，或是青铜器或是铁器，因此推断其年代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文字的形成初期，主要包括近百个非汉非彝的文字，这一时期己经有了古朴的文字，同时也有了与外界的交往。第三个时期是彝文的成熟期，主要体现在四个较成熟的彝文，现代人都能解读，这一历史时期应在唐宋至明末清初。新滩摩崖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二、彝族文化的发展

马湖府初设绥江县南岸。使这里成了当时的“夷疆要缺”。

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设戎州都督府，辖一十七州之地，绥江属骋州、浪州。这一时期，在马湖江（即金沙江）一带有“董蛮，董春乌部”。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置马湖部属潼川府路以羁縻马湖江一带的“夷族”。《宋史·叙州三路蛮》：“宋初有董春惜者贡马，自称马湖路三十七部落王子”，在当时“蛮地七村”最为有名，即：胡延（今屏山县福延乡）、黎溪（今屏山县城）、平夷（今屏山新安镇）、夷都（今屏山中都）、什葛（今屏山新市）、蒲润、荒桃。以上七村统归夷棕（即：彝族悦氏始祖）控制，称夷棕为马湖夷都七村都大使。这时，绥江归马湖路领属，为什葛、平夷、黎溪三个夷村的一部分。

元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置马湖路总管府，元朝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立总管府，迁于夷部溪口（今中都河口）濒马湖之南岸（即今南岸）创府治”，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迁治于泥溪（今屏山县城西），从这一时期起绥江开始发展，马湖府创治前“地无城邑，居民散居”，设治后即进行“开塞通道，修筑城池”，使南岸这块昔日蛮荒之地成为当时繁华的“夷疆要缺”重镇。南岸马湖府遗址随处可见元代遗风。

明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马湖路总管府土官安济遣其子安仁归附，将总管府改为马湖府，以安济世袭知府。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授王胜平夷副长官司职，驻扎江左，准世袭”，这是绥江历史上第一次设相似县级独立行政机构。

清雍正五年（1727年）裁马湖府留屏山县，同时增设悔仪长官司（今会仪镇），七年，划屏山县属“金沙江南岸百四十里归云南昭通府”，绥江从此脱离四川版图。

三、历史文物古迹见证彝汉文化发展

（一）境内已知最早最大的水利工程南岸月儿池，反映了明代中期珍珠坝及整个绥江的民族情况

月儿池，位于云南省绥江县南岸镇珍珠坝，为古代水利工程遗存。该池以形获名，又似一张弓，弓背砌石，中有一古朴的三拱石桥，桥头有土一方，如箭在弦，直指金沙江对岸的老鹰山之“鹰头”。“弦”长约120米，“箭”长约50米，库容量1.2万立方米。

据史料分析，绥江以往为苗族聚居区，以土官安氏为首的彝族是统治民族，而随着明初王元寿将军（屏山新安王氏先祖）远征平夷，汉族也渐渐涌入，总体情况是夷（苗、彝）多汉少。“母猪拱地”印证了当地少数民族成分。苗族较多地保留着母系社会的伦理，有母性崇拜的观念，每年正月初三或初十举行“乞子”祭祀时，都要用母狗或者母猪作为“献牲”。而《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今属彝族地区的元谋县“有长谷石猪坪，中有石猪，子母数千头。长老传言：夷昔牧猪于此，一朝猪化为石，迄今夷不敢牧于此。”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当地的农耕技术有很大提高，需要这么大，而且筑的这样规范的人工水利工程说明了这一点。可推断月儿池建于明安鳌时代，即15世纪后期，已历经五百多年风雨沧桑。

（二）马湖府筑路摩崖研究昭通北部地区古代交通史的重要文物

绥江马湖府筑路摩崖的碑文应是“府官安，洪武辛巳年凿石重开此路记耳”，它是安知府主持重新维修入川大道竣工时所立。马湖府筑路摩崖位于绥江县南岸镇东绥（江）南（岸）公路旁的峭壁上，1991年一发现就引起滇川有关专家的重视。

马湖府筑路摩崖将绥江的道路交通史明确追溯到明代以前。在现有的史志资料中，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