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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同理论视角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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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同理论视角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分析

引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科技创新的源泉、教育传播的高地，具有知识密集、人才密集和技术密集等优势，理应成为中国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生力军，然而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明显偏低。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在2010年3月全国政协会上发言时指出，目前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差距甚远[1]。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如管理体制不科学、奖励机制不合理等，导致很多科技成果“束之高阁”。鉴于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

制约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因素的因素很多，而且复杂，因此从协同理论的视角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

一、文献综述

在中国知网上，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发现，在2010—2013年四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高达24852篇。可见中国学术界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关注度之高。

通过学习研究相关论文，发现学术界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因素研究，如管理体制不顺，应用推广资金缺乏，信息不对称，科技成果不接地气等。（2）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及措施研究，如加强校企横向联合，创办大学科技园，建立健全服务保障体系等，这些措施由于缺乏“协同性”和系统性，产生的效果并不太理想。（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中外比较研究。这类文献主要是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的介绍，以期对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往往泛泛而谈，缺乏系统的总结。

二、协同管理理论概述

简言之，协同管理就是“协同作战”，即将协同论与管理理论有机结合，将局部力量进行优化组合，从而使系统产生1+12的效应。中国专家学者对协同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近代才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协同管理的基本原理、实施条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

国外对协同理论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提出。之后学者们对该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协同理论内涵的界定及其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

三、制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分析

制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

（一）高校科技管理体制不利于科技成果转化

内因：（1）长期以来中国高校多沿用校、院、系的条块科研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科研人员和仪器设备被限制在各个院系[2]。科技人员和资源很难优化整合，形成合力。（2）高校科研管理组织机构大多仍采用纵向分级管理模式，强调校级管理职权与自上而下的职权等级，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形成等级明显、主动被动的对立关系，导致院系缺乏科研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高校内部没有设置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机构或者虽有机构但未能配备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

外因：（1）外部市场对高校成果的需求，是高校科研成果能够转化的前提条件。但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个系统独立运行，导致高校科技人员对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市场缺乏必要的了解，导致高校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协调。（2）中国现行的科研项目立项的程序是国家计划立项→政府财政拨款→高校进行研究→结题验收。这种程序导致科学研究与市场严重脱节。

（二）高校科技评价体系不尽科学合理

内因：（1）目前高校的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2）将SCI论文数量作为衡量科技人员学术水平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尺度[3]。据有关资料显示，73%的高校在评审教授岗位时要求必须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上述因素导致高校科技人员更注重学术价值，以符合评奖、评职称、住房分配、工资福利等的需要，而不愿意关注科技成果的转化。

外因：（1）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国家重点基地和高端人才评选标准等对高校科技评价工作形成较大的制约甚至误导作用；政府科技奖励制度对高校科技评价形成的不良影响和错误导向。（2）大学排行榜的压力。目前，各种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体系大同小异，几个有影响力的大学排名指标体系，几乎都将论文数量、科研经费数量作为评价大学科研实力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校对科研数量指标的畸形重视。（3）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但是目前高校服务社会的评价机制和考核制度还没建立。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