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从次高增长阶段角度考虑宏观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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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次高增长阶段角度考虑宏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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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第2季度开始启用的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支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政策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政策启动效应迅速衰减，社会投资启而未动（1999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5%，低于上年7个百分点，集体和个体投资分别增长3.2%和7.5%，大体与1998年持平）。物价继续负增长（1999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1.8和3.2个百分点）。经济紧缩态势未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启动经济，将成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

根据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类政策工具协调运用，肯定是对的。但是，两类政策工具怎么协调运用、依据什么协调运用、什么时候实行哪种形式的协调运用等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可以感受到的各种现象来看，笔者认为，两类政策工具协调运用的依据不是现行市场商品是否过剩和过剩多少，而是国民经济成长所处的阶段和在此阶段不同收入阶层的不同支出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过剩商品数量与结构。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总量过剩只是表象，结构失衡是其本质内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套用传统政策选择与操作原则，将难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各种深层问题，从而也很难使中国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和健康成长轨道。出路是从国民经济成长阶段角度，进行宏观政策的选择与操作。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次高增长阶段，即经济增长率低于前20年平均水平、但又不是过低（围绕7.5%，上下波动1.5个百分点左右）。资源约束让位给需求约束、卖方市场让位给买方市场，粗放的外延型增长方式向集约的内涵型增长方式转变加速，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价值为指向的供给结构调整与升级成为市场行为常态的阶段。[1]与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来相适应，宏观政策的选择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一，宏观政策目标：要尽快实现从寻求两目标间均衡向寻求4目标间均衡的转变。过去，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一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稳定物价，即尽可能将物价控制在6%，特别是3%以下；二是推动国民经济实现高增长，即尽可能使经济增长率接近9%或更高水平。政策操作的基本原则是力争两目标间的均衡，实现“高增长、低通胀”。在国民经济高增长阶段，这种选择是符合实际，从而也是正确的。但是，当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以后，当供给结构已经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并出现市场需求偏淡、迫切需要调整的时候，当微观主体“投资热情”已经被“投资冷静”所代替并越来越谨慎的时候，当各类微观主体的行为越来越看重行为收益并以此为轴心的时候，当失业和经济紧缩日渐严重并发展成为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继续局限于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目标，单纯追求稳定物价和经济高增长间的均衡，而忽视对就业和国际收支的管理，那么，政策操作的结果很可能由于其违背均衡与效率原则而导致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与速度的大幅度下降。因此，在国民经济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以后，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必须从原来的两个调整为4个：稳定物价、实现经济较高增长、保证充分就业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并努力寻求这四大目标间的均衡：物价稳定在3%或略高一点但最高不超过6%的水平，经济增长率大体控制在高于6%和尽可能接近9%的水平，广义失业率[2]控制在高于3%但不超过6%的水平，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体稳定在8～9元兑换1美元之间，国际收支不求过多盈余而力求基本平衡。[3]这既是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建设的客观需要。

第二，宏观政策选择依据：要从单纯依据市场短期波动与走势，转到既要重视短期市场动态，更要重视长期经济成长上来。进行宏观政策选择不能不考虑市场短期波动与走势。但是如果只注意短期市场动态，而忽视国民经济成长的长期发展趋势与走向，短期政策选择就有可能迷失方向，甚至最终使政策操作的结果成为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障碍。近两年来内需启动过程中出现的中央政府孤军作战局面，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间的宏观政策选择和操作可能有与长期成长不相协调之处。内需启而不动，或启动的时间效应、波及效应和扩散效应过小，则说明市场主体对市场动态的看法与政府根本不同。在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没有获得释放条件的情况下，当宏观政策启动力度还未达到其启动临界点的情况下，当新的经济成长点还在孕育过程之中的时候，政府的启动性政策操作不仅不能成为推动市场微观主体选择扩张性投资行为的契机，反而还会导致市场主体采取更为谨慎的行为。这是一条规律。如果我们对这样一条规律不了解、不重视，甚至认为市场微观主体总要听从宏观政策的摆布，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少人认为，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更倾向于短期化、近利化。其实，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真正具有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