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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游客视角探索苏州古典园林遗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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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柔然王家宁霍裕达

引言

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遗产公约》）通过以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评价标准一直处于二元分割状态，如何弥合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裂隙是国际遗产学界重点研究话题。近30年来，《遗产公约》纳入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的概念旨在建立文化与自然价值之间的桥梁。但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和管理过程中，遗产地的文化和自然价值仍然分别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两大评估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各自评定，但两大机构间缺乏交流，并且以西欧专家主导的遗产机构很难以融合视角看待文化与自然价值[1][2]。我国的遗产专家指出，从中国的哲学观点看，大多数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都具有文化与自然双重价值，并且两者之间相互交融，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近年来我国也努力将“天人合一”的理念纳入世界遗产标准中，并成功将庐山、杭州西湖、五台山、元阳哈尼梯田和广西花山岩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景观类别。但目前在国内外遗产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很少探索大众是如何来理解遗产地的文化与自然价值。

2016年9月，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IUCN世界保护大会上，ICOMOS和IUCN联合发起“文化-自然之旅”项目，旨在探索遗产专家学者以外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世界遗产文化与自然价值的联系。2017年12月，ICOMOS全球大会进一步确定了“文化-自然之旅”旨在从民众的视角在全球范围内探索能体现文化与自然融合理念的世界遗产案例。本文在“文化-自然之旅”项目背景下，基于遗产思辨研究的视角，认为遗产是创造意义的文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遗产的意义不仅由官方或专家的权威化遗产话语构建，游客等不具备话语权的群体也从个体层面创造了遗产意义。因此，本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拙政园为案例，通过分析游客话语了解大众在参观遗产地的过程中是如何感知遗产地的文化与自然价值。研究认为，游客通过旅游体验与个人的经历、感受、情感、记忆交融在一起，富有情感地诠释对拙政园文化自然融合价值的理解，从个人的角度构建出遗产的意义。这对探索世界遗产文化与自然融合价值的多元化理解，为完善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标准，具有参考意义。

一、以欧洲价值为中心的世界遗产项目

索非亚·拉巴迪（SofhiaLabadi）等学者指出，UNESCO强调“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观念是以欧洲的价值观念为中心的。

首先，UNESCO世界遗产项目对遗产的定义过于狭隘，它重视遗产的物质属性，并将文化遗产定义为具有全球范围内“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等。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Smith）认为，没有任何文化遗产是在普遍意义上对所有人都有价值。对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遗产地价值的认知却有着更大差异性，在申遗过程中《遗产公约》缔约国政府具有筛选对本国有利“突出普遍价值”的话语权。

其次，世界遗产项目价值评定的话语权是由WHC（世界遗产委员会）、ICOMOS、IUCN的专家主导。而这些国际机构的专家多来自西欧，或受到西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国际专家在遗产价值观的制定上有较难撼动的权威，他们构建了评估世界遗产价值的标准，这一点可以从《世界遗产名录》上反映出来。接近半数的世界遗产地均位于欧洲，这是基于偏向欧洲的基督教观念和哲学思潮对遗产观念的认知所造成的。UNESCO在20世纪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使《世界遗产名录》更加开放，一直都在融入新的观念。比如1992年将文化景观的概念纳入《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但目前世界遗产项目的价值观还不够多样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话语权仍由西方的专家主导，其他遗产使用者的话语权仍有待充实，比如游客、社区居民、少数族裔或女性等。

二、遗产思辨研究

21世纪初，世界遗产项目在实践过程中屡屡出现问题，遗产思辨研究应时而生。劳拉简·史密斯在《遗产的利用》中提出的“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HeritageDiscourse）”是遗产思辨研究的重要观点。书中阐述，以《遗产公约》为核心的世界遗产项目的各项规则由国际机构和缔约国专家制定，这些专家具有优先的权利，使得他们不仅是遗产利益相关者，又是高于利益相关者的管理者，也是遗产价值观的制定者。这些具有话语权的专家，在遗产实践过程中将他们所理解的遗产价值观通过教育等方式传递给其他遗产利益相关者。

在遗产思辨研究的视角下，遗产的意义不仅需要从“权威化遗产话语”的角度阐述遗产的价值，更需要探究不具备话语权的群体，如妇女、农民、工人、少数族裔、社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