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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伦理电影的叙事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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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伦理电影的叙事模式分析

伦理道德、两性关系以及由此绵延出来的婚姻与家庭等都是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永远要面对的话题，有关伦理问题的思索也早已超越了家庭环境而为多种艺术形式所关注，伦理电影便是其中一种。伦理电影指的是“以道德伦理问题为题材内容的影片。主要表现家庭、婚姻、爱情、友谊等主题，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讴歌诚挚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谴责背叛和不忠，具有明显的劝喻、警世含义”[1]。好莱坞在当代大量拍摄伦理电影，积极传播本国意识形态，揭示人们在婚姻与情感上的种种困境。如反映人们在激情与婚姻责任之间徘徊的《廊桥遗梦》（1995），甚至敢于表达某些人们讳莫如深的伦理话题，如反映恋童癖的《水果硬糖》（2005），表现双性恋的《情迷六月花》（1990）等。伦理电影中的某些叙事类型已经成为整个美国电影业内具有代表性的结构传统，如家庭成员之间的各种危机促发了一系列的矛盾等，这种叙事模式都广泛地存在于美国多种类型片中。[2]但美国伦理电影并不意味着就是单纯地展现两性之间各种排列组合关系以及人们纠缠于其间的爱恨情仇，其在艺术上的表现手段是丰富的、多元的，能够以常见常新的方式讲述看似老生常谈的故事。因此，其所采用的叙事模式便是值得人们给予一定关注的。

一、富含隐喻的叙事

每一个个体都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之中，人们在遭遇伦理问题时所采用的处理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外部社会的各种影响。伦理电影最为常见的叙事模式便是以小见大，它所讲述的尽管是个体命运与家庭生活，但是在这些背后隐藏的往往是庞大的，困扰大多数人的社会问题。在欣赏伦理电影时，大众在对影像进行审美的时候，除了可以对情感进行宣泄以外，还要接受影片之中伦理的感染和道德的教化。但是揭露社会问题并非伦理电影的主要任务，社会问题仅仅是伦理电影在解析人物所作所为时的一种背景。

当伦理电影涉及社会问题或者某种历史背景时，主创往往会采用一种隐喻的叙事方法，并不直接将自己对社会的关怀或抨击直接表现出来。隐喻这种叙事手法是符合人类普遍性的心理结构的，尽管在有些时候，有的隐喻过于晦涩而导致观众并不能在第一时间领悟主创的意图，但是这并不妨碍观众在对电影进行品味时根据个人的人生哲学与生活经历领悟到主创在社会背景与主人公身上流露出的某种细节之间建立起的映射关系。例如，在阿瑟·佩恩执导的《邦妮与克莱德》（又译作“雌雄大盗”）中，电影中有一大一小两个层面的隐喻。小隐喻如邦妮的第一次登场时的造型，导演给了邦妮性感的大红唇一个特写，然后镜头再逐渐后移，展示给观众全身上下只穿了一条小内裤的邦妮赤裸的后背，这些无疑是在暗示观众这是一个拥有着激情的女性。这也为她和克莱德之间有爱无性的感情制造出了某种震撼力，作为一名需要性爱的美丽女性，却甘愿陪伴在不仅是一个蹩脚匪徒，而且性无能的克莱德的身边，可见克莱德对于邦妮来说有着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恰恰是在影片的最后，两个人终于获得了一次堪称惊喜的性生活体验，他们的人生却也即将走到尽头，无法继续享受这样的性爱，可以说两个人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不完美的状态中。

而大的隐喻也与性有关。克莱德自嘲“我不是一个好情人”，他在性上面无法满足邦妮，实际上这暗示的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整个衰落的社会经济无法满足美国人的生存需要。如在电影中，当邦妮与克莱德潜入别人家的房子中借宿时，醒来时却发现有人在对这房子进行张望，实际上这些人是因为即将因为付不起隐含的贷款而必须搬走，前来与自己的房子告别的；又如当克莱德两人准备了许久，气势汹汹地准备去抢银行时，却发现此刻银行早已破产倒闭，贴着封条，只剩一个员工在那里无所事事，整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似乎都已经彻底地“阳痿”。面对这样的情况，身为劫匪的克莱德在愤怒的情况下发出的几声枪响听起来是何等的微弱。而另一方面，电影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此时的美国尽管并没有再遭遇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但是人们却深陷于某种精神危机之中，越战的梦魇还在人们心中徘徊，社会上大麻盛行，年轻人以及中年人都在性解放和摇滚乐中自我麻痹，整个社会依然是病态的。克莱德的性无能实际上也是在隐喻着电影问世之时人们在精神上的颓靡。

类似这样使用隐喻系统的伦理电影还有很多，例如在李安执导的《冰风暴》（1997）中，主人公一家上至父母，下至儿女都在风暴降临当日遭遇了性或爱上的挑战，如身为父母的胡德夫妻正试图用换妻派对的方式来尝试背叛与犯禁。而这一天白天还是风和日丽的，但是在晚上，随着冰风暴的突然来袭，成人们原本应该是活色生香的性行为全部如同在冰面上开车一样变得小心翼翼，最终胡德夫妻还是选择了离开派对，回归家庭，如履薄冰的开车者尽管有可能因为这场冰风暴而打滑，在不经意间偏离车道，但是最终还是要尽力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而冰风暴过去后太阳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