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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儒家文化与现代人生

概说v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这种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东方文明的象征。v自孔子创立儒学以后，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建构了一套具有完整的理论架构的价值系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作为礼乐文化，它所充溢的“人文”精神，尤其是道德理性，倍受统治者的青睐。v自汉武帝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尔后，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成功地将儒家文化编织进社会生活，使之与中国古代宗法性社会结构融为一体，形成了礼乐的大传统与民间信仰的小传统交相辉映的局面。

v在两千余年间，儒家文化弥漫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渗透到社会政治、伦理、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儒家文化规范制度和化民成俗的政治教化作用。v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曰民族魂）和国民性格（或曰国民性）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v就儒家文化传统而言，它既已融入中国文化传统，其精神价值必然活在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再创造的生命之源。经过创造性转换，传统的儒家文化将构成新文化的要素之一，而与现代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儒家文化可以获得其定位。有了这样一个定位，将会对儒家文化有更平实的客观的理解。

v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曾经极大地影响并规定了包括朝鲜、韩国、日本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思想内涵及其发展进程，使东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东方文化，一度造就了领先于世界文明的东方古代文明。v作为身处21世纪剧变洪流中的现代中国人，要在挑战中去把握机遇，就更应当以处变不惊的冷静、理性和客观，去重新审视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掘蕴藏其中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加以继承和创新，进而去开创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1972年，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一、儒家文化的产生和演变（一）儒家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儒家文化创自孔子（名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孔子是中国上古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孟子（名轲，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曾评价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

孔子出生于我国春秋时代，关于孔子的生年，后世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持此说法的是《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一种说法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持此说的是《史记》。

匡亚明先生曾参考以上两种说法，对孔子出生年月作了详细推算：（今）孔子生年，从《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月日从《谷梁传》：“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周时历法比夏历早两个月，故十月庚子后世推算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公元前551年9月22日）。（匡亚明：《孔子评传·生平概略》）

“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轻重如毫发。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证不厌其详”，是“劳而且拙”。——国学大师钱穆

传说中的那句话没有错，孔子一生的使命便是“继衰周而素王”。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已经预示了孔子一生所应经受的一切。

当时，国际间，大国争雄，都想称霸于诸侯。小国则朝不保夕，纷纷寻求宗主国以求得庇护，因而国家之间，密谋迭出，杀伐不断。各诸侯视周朝天子如无物，世间根本无王道可言，武力，成为最有发言权的代名词。整个“国际”社会是王道衰微，霸道盛行。而在鲁国内部，鲁国国政，此时也已落入三桓之手，所谓鲁国国君，亦不过是国家的一种象征而已。

整个世界杀伐不断，礼崩乐坏，纲常殆废，百姓流离，人们需要一种道德政治，社会需要一种道德政治。于是，为这种道德政治提供一种理论乃至实践规范的使命就落在了孔子身上。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是一位悲天悯人，坚持理想，百折不挠，积极用世，空前绝后的杰出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的出生，可谓正逢其时。

（二）孔子儒家思想的分化和演变所谓真孔子和假孔子常常在历史上被混淆不清。因此，理清孔子儒家思想分化和演变的历史脉络，还孔子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就显得十分重要。

1．孔子儒家思想的分化和不同学派的形成孔子弟子出身不同、阅历不同、造诣不同，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各执己见、各立门户，相互指责的情况屡见不鲜。逐步形成了一些打着孔子儒家招牌而相互对立的派别。在这些儒家派别之中，只有以祖述孔子为己任的孟轲和荀卿为代表的两派，在一定程度上对孔子思想既有所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