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爱情悲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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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爱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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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让张生没有安全感而被吓退（《莺莺传爱情悲剧新解》。但更多时候却流露出心底的软弱和妥协。

论文关键词：《莺莺传》，爱情悲剧，性格悲剧反叛，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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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元稹的传世名作《莺莺传》为后人演绎了一部凄美绝伦的爱情悲剧故事。主人公张生和崔莺莺两人由相识到相恋直至情定西厢，相会累月，最终却劳燕双飞咫尺天涯，让人为之掬一把辛酸泪。对于二人的分离，后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古人强调张生“忍情”说，“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现代学界多采纳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认为张生因婚得仕而对崔莺莺始乱终弃。代表人物陈寅恪先生认为莺莺出非名门，甚而有娼妓之嫌，元稹弃莺莺是热衷巧宦的表现。近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有的认为崔莺莺性格过于强势，太工于心计，让张生没有安全感而被吓退（《莺莺传爱情悲剧新解》，郭子虎，安徽师大学报2008年11月）；还有的学者认为是莺莺身怀六甲奉子成婚不得不下嫁他人（《一个聪慧女人的幸福追求》张淑珍《社科纵横》2008）。如此种种。其实，忍情说不过是作者为了替张生开脱罪责的昧心说而已，张生认为莺莺是“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而且把崔莺莺比作红颜祸水的妲己、褒姒之流，一旦自己娶了她就会“屠其身，为天下僇笑”，认为亲近她会丧德败伦，所以和莺莺分手是明智之举，是“善改过者”。这当然是推脱之语，并不是他们分手的真正原因。而陈寅恪先生的“出非名门”说也有待商榷处爱情悲剧，原文在介绍莺莺的出身是有详细说明“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唐代崔郑均为名门望族，并且从莺莺的高雅气质、以诗传情、精通音乐来看，即使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如元稹妻子韦从，在艺术方面也难以与其比肩。因此，说莺莺的身份是娼妓，元稹缪托高门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据史料记载，元稹先仕后婚，并非先婚后仕，巧宦说也难成立。后代学者的莺莺强势说，奉子成婚说，只要细读原文便不攻自破，只是一家之言而已。当然还有阶级分析的说法，说崔张二人的爱情悲剧源于封建社会的压迫和封建礼教的摧残，是时代的罪孽，是社会的悲剧龙源期刊。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要是把二人的悲剧原因完全归咎于社会，又好像过于粗率。就其种种，笔者认为，崔张二人的婚恋悲剧虽是时代的悲剧，但其中张生的薄幸负情起了决定作用，而莺莺的轻信轻行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张生的劣迹很多作品中都有分析，这里不作赘述。本文主要从莺莺的角度分析二人恋爱悲剧的原因。

元稹笔下的莺莺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她熟知礼法男女大防，却又敢于越雷池而自荐枕席；即选择了曾经拥有，却又执着与天长地久。她对待自己的感情和张生，始终是在两难的心境中，多情而又冷静，放纵而又克制，尖刻而又含蓄，追求幸福而又安于现状，结果她爱也爱的不开心，恨也恨得不痛快。她需要爱情，也向往道德；要求婚姻形式，也不放弃眼前幸福；明知是骗局，偏要飞蛾扑火，酿成悲剧后怪人更要怪己！这种时而不计后果的决绝和时而内心的妥协是她悲剧命运的根源。

先说莺莺不计后果的反叛。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评价崔莺莺：“《莺莺传》的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名门闺秀，为了追求爱情的幸福生活，反抗封建道德而最终归于失败的女性悲剧，并成为小说中在封建压力下反抗斗争而遭受着牺牲的典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一观点为后来学者奉为圭皋，而莺莺自然便是反封建礼教的英雄，成了后代受压迫妇女勇于反抗的楷模。其实这是典型的上纲上线阶级批判的观点。近代的许多学者在谈到古代男女关系时，只要男女相悦不论是私会还是私定，就说是反抗封建礼教爱情悲剧，追求爱情自由；如果少女稍有矜持就说成是受到了封建礼教的毒害。把一个个白面书生、闺门弱女活画成了一个个勇敢彪悍的一往无前的阶级斗士，在过分强调阶级观念的同时忽视了人作为人的本质特性。其实，爱情不是某个阶级特有的产物，它的存在是不分时代、不分种族的，是人类生存繁衍的一种本能。莺莺不顾礼教男女大防，私情与张生不是源于她的高尚阶级感情，更不能归结为对封建礼教的有意识的反抗，说白了只是她青春期盲目的叛逆，是为了自己本能的需求做出的最本能的反应。这是一种“作”，不计后果不顾将来的自我堕落。其实她完全没有必要欲拒还迎，背着自荐枕席的罪名和张生偷情。通过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莺莺的母亲相当青睐张生，相信只要张生通过正当渠道求亲，是可以实现二人长相厮守的愿望的。后来二人分手后能互通书信、互赠礼物，也从侧面反映崔母是乐见其成的，完全没有必要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莺莺的这一轻率举动最终利人害己，成了张生和她分手的一个理由：“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如白雪。……幸他人之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