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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平台的电子书包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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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新

摘要：随着数字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电子书包已被视为提高教学质量和促进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与途径，也成为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对电子书包的反思与重新定位，试图构建云平台上的电子书包系统，以消解电子书包对终端设备的天然依赖，增强其开放性与自主性。

关键词：云平台；电子书包；教育数字资源；第三方服务商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454（2014）21-0024-04

一、引言

自1999年新加坡政府在德明中学一年级学生中首批试行163个电子书包，“电子书包”的概念便渐入眼帘。或许在当时，这种纯粹的便携式电子阅读器还只是一个概念炒作，如今，随着个人数字终端设备的飞速发展，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小巧灵活的便携设备日益普及，电子书包的相关研制与试点也再度兴起并备受关注，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电子书包热。法国、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电子书包研发应用都受到政府部门及相关企业的高度重视，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我国，电子书包同样以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深深吸引着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出版经销商和软件开发公司等相关单位组织。2010年，全国信标委电子书标准工作组联合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标委会专门成立了“电子课本与电子书包”标准专题组，进行电子书包的研发。然而，电子书包作为在新媒体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新生儿尚未成熟，甚至人们在对其概念的理解上尚存一定的分歧。诚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积丰所言，我国的“电子书包”目前还处在实验阶段。为此，本文试图构建基于云平台的电子书包系统，并思考电子书包产业的良性发展，真正推动我国教育资源的数字化进程。

二、早期电子书包的发展状况及困境

根据书包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布或皮革等制成的袋子，主要供学生上学时装书籍、文具用。”从字面上理解电子书包便是能够加载电子课本或各种帮助学习工具的电子教育产品。[1]对于其内涵定义，学界、产业界版本甚多，早期代表有：香港教育统筹局将电子书包称为一个存储学习资源的电子工具；台湾国立中央大学陈德怀教授认为是一种个人可以随身携带，具有电脑运算、储存和传送数位资料、无线通讯等功能，并支援使用者在不同场地进行各种有效学习的工具。[2]

可见，电子书包是头顶轻巧便携、海量存储的光环登场的。据相关资料表明，自2000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在中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后，电子书包就作为学生学习的应用终端被提出。由此带来的全新电子化教材应用模式给传统教育出版业的挑战是极大的。然而由于版权保护、电子教材格式等问题，出版行业并没有迅速进行独立的数字化转型，而是采取与一些软件公司合作开发的模式，如2001年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与香港文化传信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人文电子教科书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了仅203克重的“手持式电子教科书”，厚度和大小与百余页普通课本相当，可用5号电池续航2个月。然而该产品先后在多所中学试点后最终不了了之。同年，北京伯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了“绿色电子书包”，通过教育部认证并在北京、上海等4个城市试行推广，这个产品几乎具有笔记本电脑的全部功能，能存储大量文件，其课本包括从小学到初中的全部教科书内容。同时通过内置modem，可以完成下载资料、收发邮件等多项应用功能。可是，如此多功能的产品却同样难逃高调进场低调消匿的命运。个中原因复杂多样，而最基本的一点归结为电子书包产品的定位偏失，单纯将电子书包理解为书包的电子化显然是行不通的。

本文将这一时期称为电子书包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此期间，电子书包产品被视为具有超大容量的便携式数字资源存储器。回溯这段探索历程，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困境清晰可见。

第一，以硬件和集成教育软件为主导的研发方向弊端显现。电子书包诞生的原因或许很简单，即减轻学生书包重量，把书包里的课本、学习工具等电子化。这与早期对电子书包的概念认知基本一致。如上文提及的两个产品以及2009年汉王科技与英特尔公司联合推出的专供学生使用的“汉王电子书包”，都提供当时较高的硬件处理模块和相关的电子教材、学习软件等。但是电子产品具有一定的使用寿命，系统软件与应用软件也有生命周期，所以用户并不可一劳永逸。从长远来看，以硬件和软件为主导方向的电子书包反而会加大用户的投入成本。此外，集成教学软件虽可满足大众化学习需求，却缺乏个性化设计，教师根据软件内容授课，会受限其中而不能因材施教，这与经典教育理念相悖。此亦为早期电子书包实验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教育数字资源数目庞杂标准不一。2001年国务院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之后，我国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纲一本”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多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标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