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中之利君子所贵-颜元功利观解析-个人功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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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之利君子所贵

颜元功利观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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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颜元，字习斋，明末清初颇具影响的实学家、教育家。在哲学层面，主张“气质一元”论；功利观上，提倡“正宜谋利，明道计功”。颜元传承前人的功利思想，并进一步融合了个人的义利观，大力弘扬合义之利，肯定合理之理对个人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义与利不可分割，利是“义中之利”的观点。颜元的义利观不仅在其所处的时代产生重大影响，对当代人们有关义与利的辨析与研讨亦有深刻启迪与借鉴意义。其观点使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义与利，更加合理地追求利。义利并非对立，而似一枚硬币的两面，有对立，有矛盾，但终究是统而为一的。

论文关键词：义,利,个人功利,社会功利

颜元的义利观的基本思想是义利统一，针对宋明理学的禁欲思想颜元肯定人欲合理，并以此为前提，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利义统一观。这一大胆论断的提出，反映了明末清初社会的剧变促使启蒙学者在道德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近代启蒙意义，同时“是对北宋以来功利论反道义论斗争的总结”。[1]颜元的义利观主要源于王安石、陈亮等人的功利论，是对前人思想的前后相继。在此，有必要首先厘清颜元对王安石、陈亮功利思想的承接关系。

一、承接王安石、陈亮的功利论

颜元的功利论反映了其所处时代对于合理利益给予肯定的要求，追其功利论思想本源则始于对前人功利论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王安石、陈亮的功利论为颜元所接受。

王安石为北宋改革家，学术上自成一派，人称荆公新学。此学派提出“理财乃所谓义”，给义赋予新的价值，认为求利本身就含有合乎义的内容。王安石与其同派学人李觏一样，承认道德价值（义）必以物欲价值（利）为先在条件，即衣食足而知礼义廉耻；相反，物欲若不能满足人的需要，贪鄙无道的行为就会产生。

王安石进一步从国家富强的角度提出善理天下之财就是仁义；从个人人性而论，求利之心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也就是说，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他提出了“理财乃所谓义”的观点，从而给“义”以新的价值规定。他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利吾身耳。……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占其半，周公岂为利哉？”[2]理财是公利，所以是“义”。王安石指出孟子反对的是一国一身的“私利”，而对于天下百姓“言利”则是“政事”所重之利，乃为“公利”，这是《周礼》的重心所在，也是孔子“因民之乃为公利”，这种“利”与“义”是统一的。王安石说：“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3]、“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以为利也”[4]，由此表明其以天下、国家为出发点的经世经济伦理观。

颜元正是从功利论的角度对王安石大加推崇，在一次与友人王法乾论辩中颜元称赞王安石道：“荆公，赵家社稷生民之安石；仆，孔门道脉学宗之安石也”（《朱子语类评》，《颜元集》，页313）。颜元青年时作《王道论》即有志于社会改革，所以从其自成一家学派之后，转向事功经世致用之实学的他对王安石、陈亮等功利论思想家尤为推崇，并从中借鉴很多观点而形成自己的义利观。对王安石的功绩他倍加赞许“介甫吾所推服，为宋朝第一有用宰相”（《朱子语类评》，《颜元集》，页288）。“吾许公为三代后第一人，殆不误矣”（《朱子语类评》，《颜元集》，页312）。“以真忠、真义、大功、大劳，廉洁、干济之宰相，当时被腐固书生乱其政，使大功不成；后世被悖谬书生坏其名，使沈冤不雪；岂惟公之不幸，宋之不幸哉！天地气运不幸，百世生民之不幸也。予有《宰相辩》《宋史评》，力为乾坤翻此大案”（《朱子语类评》，《颜元集》，页264）。颜元从功利论来肯定王安石，以“第一有用”“大功大劳”等语表明他对宋代历史所作的功利论的反思，“突破了儒家传统的以道德价值判断来解释历史的心理定势与思维模式。”[5]通过对社会产生的实功、实效、实际有用的价值作为其评判标准。同时，这也是时代观念转型的表现，是早期启蒙思想特征之一。

倘若说北宋时期王安石的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一种儒家学说的概念和范畴之内的变异，并因而带有“义利”调和的色彩，至南宋的陈亮，其功利论则与代表儒家道义论的理学经济伦理思想相对立。[6]陈亮的功利论的特点是更加明确地言利，更加重视一切经济行为和措施的实效性和有用性。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从人欲为道德之基础出发，提出维护道德不能脱离国计民生，道德实践不能徒事空谈而要通过实事实功来体现。他说：“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六经发题·诗》,《陈亮集》卷十)[7]作为国计民生的“事”是与“道”不可得而离地融为一体的。颜元对陈亮的事功之学十分钦佩，尤其强调社会的功利效用：

陈同甫谓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以盈者不足恃。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