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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念、知识结构与学术实践对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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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伟

摘要：学术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知识的维度和广度，决定了我们能否在学术实践中认清事物的本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对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学术成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比较，会发现音乐史研究从最初的文献到文献，再从文献逐渐走向田野，从音乐本体史料的分析到音乐外围史料的分析，从单一论证法到多重证据法，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交叉，都是随着学术观念的更新和知识结构的不断调整。学术实践的不断推进，音乐史才呈现出多视角、多方法、多学科的研究理念。因此，研究中理清学术观念、知识结构、学术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对音乐史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学术观念知识结构学术实践音乐史研究

：J605：A：1008-3359（2017）20-0018-04

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国家，自古就有编撰史书的传统，大到官修正书，小到私人书目，王国维曾经评价：“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1]。二十四史中对音乐的记载有“乐志”（或“礼乐志”“音乐志”），可见古人用文字来记录历史的发展，通过静态的方式呈现给世人，记录历史的材料是否就是历史的原样，需要我们去求真求原。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必威体育精装版的学术理念、学术思想对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回到历史现场，整体把握。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每一次思想革命和技术的革新都能带来新理念、新方法，指导研究者不断改进既有观念，进行深入挖掘新材料，也有对既有史料重新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的解释，一次一次的反复讨论甄别，得出实践成果。

一、20世纪音乐史研究的学术观念

中国历朝对重视对历史的记载、承袭，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史料典籍，加之文人雅士的各类稗史、笔记等可谓“史料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2]。其中就有许多音乐史料，上至官方正史，历代艺文志，下至民间小说杂记均有记载，这些史料都为我们了解古代音乐概况，为探求古代音乐风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以往的史学研究大多注重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早期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基本上是从文献中寻找音乐史料进行分析解释，较少的关注当下的音乐遗存。如20世纪第一部中国音乐史著作——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该书内容简略，许多内容尚未展开，在有限的篇幅中大量摘录了音乐史书中有关音乐家伶州鸠、师旷、杜夔、万宝常等音乐家的史料。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写法上也是先引用文献史料，然后逐条进行解释和分析，最后再阐述自己的看法。

20世纪中期以后音乐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把精力投入到基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能仅仅依靠死的文献资料，而必须像人类学家一样投入到田野中进行考察、采风，了解我们音乐“活态”的生存现状。不断涌现出大量的研究者把热情和精力投入实地考察的群体项目，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田野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老一辈学人躬身实践，从堆满文献的书斋里，走向广阔的田野，将音乐史的文献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运用到对音乐史的研究。如20世纪50年代杨荫浏对苏南吹打的研究，不仅引用了古代文献对这一乐种的记载进行考证，还亲自参与录音记谱的实践工作，采用民间艺人口述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佐证，证明这一乐种大约在16世纪就流传于该地。对民间艺人阿炳的录音采访更体现了一个音乐学家对民间音乐的敬畏之心和作为音乐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正如张振涛老师论文集里对音乐研究所的民间考察的评价：“他们记录下了传统文化尚未遭受冷遇、原生艺术像原生坏境一样尚未遭到破坏之前的实情。他们看到了我们今天看不到的民间艺术，遇到了我们今天遇不到的民间艺人，听到了我们今天听不到的民间音乐。他们没有看看就散，听听就完，看了之后把应该写下来的写了下来，听了之后把应该记录的记录了下来”[3]。

正是因为这些音乐学家敏锐的眼光和时代敏感的学术观念，我们才能听到“用跪的方式”来聆听的音乐——《二泉映月》，正是因为他们才能发现民间乐种打击乐牌子中隐藏的数列性结构逻辑。可以说从案牍到田野、案牍与田野相结合的学术观念已经成为音乐史研究最重要的指导理念。

二、学术观念影响知识结构的调整

在“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口号感召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面貌，新的学科从西方被介绍进来，学科独立的意识得以增强。在这样的文化潮流下背景下，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自序”中所言：“尤其是先民文化遗产，最足引起‘民族自觉之心。音乐史，亦先民文化遗产之一也。其于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固胜于一般痛哭流涕，狂呼救国之‘快邮代电也”[4]。可以看出王光祈从事音乐的研究和写作是想来复兴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音乐文化，用音乐来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走向民族自觉。因此，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受到西方进化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