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的新解及价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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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矛盾论》的新解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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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强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摘要]文章对毛泽东当年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原由，《实践论》《矛盾论》的精华，《实践论》《矛盾论》的当代价值等展开阐述。

[关键词]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

[中图分类号]A841[]A[]1001-8999(2016)叭-0038-04

一、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写《实践论》《矛盾论》

红军为什么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白建党以来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的原因？毛泽东的答案：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这也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初衷。《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最初是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时间为1937年的7-8月间。“两论”主要是从哲学上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在延安，毛泽东是在党内最早感悟到哲学重要性的领导人，他认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跳出具体事务站在哲学高度来把握规律和趋势，全党必须学哲学用哲学。毛泽东也由此脱颖而出，通过延安整风而成为了党的领袖。当时毛泽东是带着中国革命所遇到的棘手问题去研读当时延安所有能收集到的哲学书籍，他一遍又一遍地认真批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读书批注，对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写下了两千多字的读书批注。对于我党建党以来所犯的重大错误，毛泽东都从哲学角度得出自己的正确看法。在读到“在主张对立的统一之时，而不理解斗争的绝对性，必然不可避免的引到对立物的和解。对立物的和解论，是右翼派的立场之特征”这段话时，毛泽东在下面划上浪线，并在旁边批注道：“这两句说的是陈独秀主义”。在读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这一观点时，毛泽东批注道“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毛泽东认为，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博古、李德）“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二者都离开了对现实过程唯物的和辩证的理解，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批注道：“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毛泽东得出结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受挫，问题主要都出在党内，特别是出在党的领导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导致两次革命受挫的元凶。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虽在政治上表现不同，但在思想路线上有其共同点，这就是背离实事求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因而提出了与中国国情不符、混淆社会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强调，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党内的主观主义，因为主观主义是思想懒汉，他们不知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

二、什么是《实践论》《矛盾论》的精华

《实践论》就是中国革命的认识论，要求在革命过程中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论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强大，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而必须经过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而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则无视中国的国情，否认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拒绝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讥讽毛泽东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是“狭隘经验论”；他们割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到处套用，去吓唬人们，导致革命事业的屡屡受挫。

为了驳倒教条主义，毛泽东把认识论定位为实践论。他在《实践论》中阐明了实践和认识（中国哲学称之为“知和行”）的辩证关系：首先，知和行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轻视实践的错误，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