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社会共治机制探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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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社会共治机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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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全国轨道交通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已开通轨道交通的城市约有30个，运营线路130多条，运营总长度超过4150公里。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地铁运营网络规模不断扩张、系统关联性不断增强，已逐步由单线运营阶段进入网络化运营阶段。

随着地铁在城市运行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运营服务的受众面越来越广，地铁运营安全直接关系到市民乘客的日常出行与城市运行的平稳，运营管理水平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综观地铁系统重大突发事件，例如火灾、恐怖袭击、大面积延误等，不仅直接引发地铁系统内部运营安全和运行紊乱，还可能引起周边地面交通瘫痪等一系列问题，单一依靠地铁企业自身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已无法适应城市协同发展的需要，难以有效地解决现场秩序维护、大量滞留乘客疏散等问题，必须依托其他专业单位多方力量的协同处置、依靠市民乘客的共同配合，方能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因此，针对不断扩张、复杂的线网规模，如何合理地转变传统的管理模式，突破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自管的壁垒，有效地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机制，以实现地铁安全共治的多赢局面，已经成为超大型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亟待思考与解决的课题。

二运营安全现状和问题

（一）运营安全风险

轨道交通由于其系统复杂性、关联度大、与周边环境密切相关，运营安全风险客观存在。结合各城市地铁的运营经验，影响地铁运营安全的因素主要分为企业管理因素、社会外界因素、自然灾害因素三大类。

1.企业自身管理因素

一是设施设备运行的稳定性。网络化规模下的设施设备类型多、体量大，造成维护管理难度大、维护检修不到位、故障整改不精准等问题。同时，部分老线路运营时间久、运能压力大，设备老化、长期高负荷或带病运行等情况突出，极易引发设备功能失效和运营安全问题。二是大客流因素。由于地铁运行的安全性、便捷性高，其在公共交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市民乘客出行的首选，网络化大客流现象成为常态和必然趋势。阶段性运能运量矛盾、突发故障及社会个体不当行为等易造成对冲、拥挤和踩踏等风险。三是员工因素。员工操作技能、职业素养和安全意识等跟不上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的需求，容易出现标准化执行不到位、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甚至违章违纪等运营安全风险。

2.社会外界因素

一是保护区安全风险。地铁周边违规施工、保护区违章堆土和违规侵限等，威胁地铁运营线路结构安全和轨行区安全，影响列车正常运行。二是外来异物影响。高架、地面等线路面临周边高空抛物、户外广告牌坠落、沿线绿化侵入等风险。三是乘客不文明行为。市民乘客冲门、吊门、拥挤等不文明行为，容易造成乘客伤亡等事件。四是恐怖袭击和个人极端行为，如近期伦敦地铁恐怖袭击、香港地铁纵火事件等，一旦发生往往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等严重后果。

3.自然灾害因素

冬季冰冻雨雪、夏季台风雷暴等恶劣天气容易造成高架地面设备故障、车站及隧道区间积水、列车运营中断等风险。

（二）主要问题

从地铁运营安全风险分析可知，地铁运营安全影响因素众多，除了地铁企业自身管理因素外，与外界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以往传统的日常运营安全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往往以地铁运营管理企业单兵作战的局面为主，缺乏各相关方配合、支援和有效联动，造成日常安全管控难度大、应急处置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

相对来说，地铁是一个较为独立的系统。为此，早前制定的大多数政策制度相对也自成体系，一方面涉及政府监管部门对运营企业的管理要求，另一方面主要是企业层面内部管理制度，基本上涉及其他单位多方的联合制度少之又少。当地铁突发涉及医疗救助、公交接驳、治安处置等需外部单位协同配合处置的重大运营事件时，由于缺乏明确的职责和应急处置流程等制度保障，出现与外单位间信息传递不畅、响应速度慢、处置效果不理想等问题。

2.相关单位参与度不高

因日常各单位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和联动机制，当地铁出现突发事件时，各相关专业单位往往参与度不高、缺乏统一指挥、协同性差，无法很好地发挥专业部门协同配合的作用。

3.乘客配合度不高

早期缺乏共同管理的理念，加之对社会公众的宣传不到位，市民乘客对地铁企业和政府的一些政策、做法不理解，尤其涉及影响乘客出行方面的措施（如安检、高峰限流等），在实施初期阶段得不到乘客配合，导致企业在日常管理和应急处置中面临阻碍较多、实施效果不理想等。

三地铁运营社会共治机制探索

从上述问题可知，运营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离不开各方的参与和支持，需要我们主动将内部管理与外部协助治理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建立多元、开放的社会共治体系，统筹整合各方资源、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共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