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理到国家治理：治理研究的中国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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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理到国家治理

治理研究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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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汗青

关键词：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中国化

世界范围内诸多理论概念，如果本身实用性较强，有巨大应用价值，那么在提出之时便会受到各国关注，在克服水土不服现象，和各国实际经验相结合的同时，基于各国特定环境展现出新的含义和生命力，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治理理论”正是如此，在引入我国之后，经过学术界多年争论和探索，不断通过探索实现本土化，可谓是对我国数十年治理模式变革的集中反映。具体说来，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重点讨论的话题深受西方世界影响，大多数围绕民主自由，那么从进入90年代开始，则重点转向“治理”，直至2013年我国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令“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呼之欲出，成了現阶段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备受关注的关键点。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无论何时都应回归到社会实际需求，不能成为空中楼阁，仅做理论研究，因此学术界话题方向的转变，也是对国家治国方略的良好体现。“治理”到“国家治理”的转变，在“治理”问题的理解上，究竟应当归于本原，求诸于西式理解，还是应当充分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实现本土化。回归到当前社会背景，在实际治理时应采用何种方式。若想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一定要先理解治理概念与理论。

一、“治理”研究起源和引介

西方国家的治理，主要侧重点（governance）是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综合体现了社会公共事务处理方式的转变（统治-管理-治理），涉及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企业家政府（entrepreneurialgovernment）、治理（governance）等概念。在英语中，governance源于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有掌舵（steering）含义，同government在含意上相对重合，都蕴含掌舵与引导之义。20世纪80年代末，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基于非洲发展问题的研究，首次出现了“治理危机”概念，这之后才有“治理”词汇的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后殖民地与发展中国家政治生态的描述上更是常见。

在治理研究中，以英国学者罗兹与格里·斯托克为代表。罗兹对“治理”概念，基于对象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1.若对象为小国家管理活动，则实质为国家通过减少公共开支的形式，通过小成本换取高收益;2.若对象为公司企业管理活动，则实质为运行组织体制监督、控制工作的落实;3.若对象为新公共管理活动，其实质为通过市场激励作用，与私人部门管理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与政府的融合;4.若对象为善治，则其实质为公共服务体系，和法治、效率、责任等息息相关;5.若对象为社会控制体系，其实质为政府和民间、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6.若对象为自组织网络，则其实质为在信任和互利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协调网络。

在2007年，罗兹在“治理”概念基础上，将其统一概括成新理论，也就是将其视作一种新方式，在新过程、新条件下，用于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在此基础上，学者格里·斯托克又提出若干新论点：1.治理来自于政府，同时也包含来自公共机构的行为;2.治理并非黑白分明，在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阶段，往往在权责划界上不够明确;3.治理对权利依赖较为明确，这种依赖关系在集体之间，或社会公共机构之间都普遍存在;4.参与治理各方的最终发展方向并非孤立，而是形成自主网络;5.针对公共事务治理的方式和技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不断探索和革新的，政府应当负起责任，落实对公共事务的引导控制工作。

二、治理研究中国化的探索

自从治理理论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国学者就从未停止过研究和争论。主要争论点集中于，西方治理理论是依托市场机制的完善性，但我国无论是政府职能落实还是市场潜力的开发，都尚存在巨大提升空间;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起步较早，发育较完善，而我国公民的社会网络信任度尚未达到治理理论标准。争论过后，学术界普遍能认同治理理论的价值，但是如何和我国政治发展实践相结合，方向的确定依然任重道远。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在“治理”概念提出时，并未严格规定主语，也不具体规定只有政府才能治理的说法，在治理时更倾向于让政府放弃使用强制性权力，主要采用协商形式，加强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基于此，治理理论在引进中国之后，主要出发点在于政府角色的定位问题。政府治理是对我国政治制度改革的综合体现，这一点上，我国极具特色，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改革道路。

治理理论在国外，主要侧重于讨论政府分权化问题，国内学者在讨论治理理论时，主要对国家各级政府产生的积极作用给予更多关注。一部分学者在论述概念时，主张治理的权力逐渐向政府回归。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作用，传统政治治理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迎来了挑战，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视野内，国家欲政府政治权力主体作用，仍然是不可动摇的，这也侧面说明了，若想提升治理效果，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