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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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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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和现实依据

城市女性参与社区治理，是指女性在社区治理中出于明确的动机和意识，扮演一定的角色，与他人协商在公共大事和未来发展上实现监督、管理和利益分享的全过程，是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参与社区治理是男女平等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进入21世纪，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赋予女性的责任担当。多年来我国女性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参与社区建设、社区发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女性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些为女性进一步参与社区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广泛参与的空间。

公民治理理论强调公民身份，在女性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可以强化女性主体意识，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促进社区发展、社会进步。公民治理的理念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要让公民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成为社区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在公民治理模型下[1]，社区里的公民无论男女都拥有公民资格，都可以参与社区治理，成为参与社区治理的成员。女性参与社区治理，能够站在女性的视角，提出符合女性和社区发展的要求，不仅改变女性很多时候被动接受帮助的状况，不断强化其自身的独立意识和职责权利，发挥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担当作用，还更多关注社区事务，扩大女性在社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新力量，实现女性自身和社区的共同发展，为城市社区治理发挥出聪明才智和力量。

社会性别理论可以增强女性的男女平等意识，在女性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改变女性被动从属地位，突破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落实男女平等国策，促进社会进步。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之所以出现差异，不仅取决于生理，还取决于社会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由于传统中国社会女性在政治参与方面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和弱势地位，历史的心理累积加上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造成当前一些妇女按照传统女性角色行事，忽视、甚至拒绝接受现代社会的公民身份，固守传统规范，对参与社会职业、参与社会治理缺乏明确认识，不太关注社区事务及活动，不少女性在参与社区治理中持有弱势心态[2]。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女性首先是人，是独立的个体，是具有自主权利的公民，具有出席公共领域和掌握公共权力的机会。女性参与社区治理，打破了以往女性参政的局限，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及其他社会活动，为女性赋权增能，让女性突破性别的刻板印象，获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决策的机会，让所有女性意识到，社区参与同个体的参与意愿和能力有关，和性别无关。故参与社区治理是女性保持自我独立性、个体性和公共性的有效方式。因此女性参与社区治理具有性别认同的政治意义，直接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社区理论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强调社区人群中的相互关联及共同发展。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女性可以利用女性的性别优势，营造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的亲密感、归属感，提高社区凝聚力。社区理论有其丰富研究内容，其概念涉及最多的是社区要具有明显的“我们的”意识，强调社区群体应有共同的利益和心理需求。当今我国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承接服务居民、化解矛盾、为民维权等重要任务。社区关系所体现的邻里之间的这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彼此关照的情感纽带，让女性在社区治理中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由她们提供的对社区弱势群体、社区卫生、社区治安的全程精细的管理与服务，她们在提升家庭与个人文明素养、调节化解家庭社区中的纠纷等方面的努力与贡献等，无疑大大增进了居民亲密无间、相互认同的关系。正如著名心理学家吉利根所描绘的：“女人是在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中唤起自己的认同”，“她们对他人的需要十分敏感，承担着关怀的责任”[3]。故城市妇女参与社区治理，不仅为女性提供了展示其“柔性”工作的舞台，对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城市社区女性参与社会治理不仅具备各学科中的理论依据，也符合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近些年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女性参与社会治理指明了明确方向。2011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在关于女性参与决策与管理的总体目标中指出：保障妇女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参政水平不断提高[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和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2017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