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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科技革命背景下文学地理学的科学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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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科技革命背景下文学地理学的科学性探讨

2013年中国文学地理学第三届年会在南昌召开，标志着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其代表性学者有杨义、曾大兴、邹建军、梅新林、夏汉宁、汪玉奇、刘扬忠、李仲凡、徐玉如、蒋凡、刘庆华、鲁力进、彭民权等。作为一种文学理论，首要面对的是其科学性问题，董学文等曾指出“缺乏文学理论科学性质和研究规律的准确把握，人们往往或者进行‘观点+例子’的经验主义式的翻新，相互比拼看法，新旧观点各执一端，水火不容，而思维方式上却如出一辙，具有相同的片面性”。冯宪光也强调“文学理论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坚持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科学发展来说，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指出“世界正处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前夜，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方向，很有可能得益于第五次信息科技革命的推动，在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及其交叉领域开辟出新的空间”。两相比较，文学地理学批评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年轻的文学理论，其科学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不言而喻。

文学地理学的提出主要有三大缘由，其一是世界性语境与多学科知识积累，尤其是“西方空间学研究的兴盛与丰硕成果，全球化过程中一体化与地方化的辩证认识，地理学研究包括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民族地理学、环境学等一系列学科的发展与推进，以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发掘、现代转化与中西对话”等。其二是建基于文学研究深层体悟基础之上的理性认知，如邹建军就曾谈到对文学地理学研究起源于对自然与人、文学关系的体验式感悟，和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自省性反思。其三是中国学者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性思考，如杨义就曾谈道：“我们过去基本上都是侧重从时间维度研究文学，对空间维度重视不够。我使用‘地图’这个说法的用意，就是想在文学研究比较侧重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空间维度。”

以此为基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呈现两大基本走向，一是中国脉络，即在中国文化、文论中发掘理论资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抽离出相关性理论规律，并反过来指引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在两相促长中推动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尚永亮的《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一是西方支持，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有三位，即赫尔德（TohnnGottfifiedHerder）的美学思想、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ll）的《论文学》，丹纳（HippolyteAdplpheTaine）的《艺术哲学》，三位都明确关注到了地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得益于此，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飞速发展，可以大体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吸收与酝酿时期，也是文学地理研究的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多元发展期，成果日益丰硕；21世纪之后的整体研究与理论构建期。在理论建设的成果取得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研究对象，刘扬忠认为文学地理学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群体和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的地理分布与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以及以文学家为中介的文学作品的影响。邹建军等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十个关键词。曾大兴则将其概括为三句话：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是研究方法，梅新林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之“二原”说。杨义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条思路，即整体性思维、互动性思维和交融性思路。邹建军提出“扎实的个案研究才是建立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主要路径”的例案实证研究方法。再次是体系建构与学科确立方面。曾大兴指出文学地理学要成体系，至少要完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考察和研究文学家、文学团体的地理分布；第二步，是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考察和研究文学家所接收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进而通过这种影响，考察和研究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杨义则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前提下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四个基本问题，即“地域文化”“人地因缘”“家族迁移”“文化中心转换”，并指出“唯有深入总揽文学地理学的综合效应，才能真正破解文学之维文学生命存在的本质”。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应“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这些研究成果虽各有侧重和研究焦点，但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性和重大突破，表现为：第一，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前提基础是地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地理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它与文学的中介是人。第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可以大体包括三个层次，即微观研究，指向文学文本作品内部；中观研究，指向以文学中心的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