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鸣时代的个人悲剧-再解读《在悬崖上》-加丽亚.docx

?

?

“共鸣”时代的个人悲剧

再解读《在悬崖上》

加丽亚

?

?

论文导读:：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有些研究者认为不只是《在悬崖上》。所以当看到美丽大方的混血姑娘加丽亚时。我”的悲剧。

论文关键词：邓友梅，《在悬崖上》，加丽亚，悲剧

?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无形中烙上了时代的印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文学承担的不仅仅是责任，更重要的是教育功能，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小说以婚外恋情为主题在发表之初就受到了热评，不久之后在反右扩大化中被打为“毒草”，新时期初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便不断地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和诸多研究者的兴趣。有些研究者认为不只是《在悬崖上》，包括同时期的《红豆》、《美丽》、《小巷深处》等作品，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没有摆脱时代的气息，他们只不过是充当了一次文学必须适应时代发展这一创作潮流的宣传工具和手段。另有研究者把《在悬崖上》作为十七年文学中“异端”的代表，认为小说所涉及的婚外恋情突破了当时文学题材的禁区，与当时主流文学的审美有不同的趋向，并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给予了《在悬崖上》较高的评价。多数研究者在认为《在悬崖上》的创作带有明显的劝善惩恶的教育目的上观点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加丽亚，用现时的文化观重新审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便可领悟到作品更多的社会内涵。本文将试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以下三方面来重新解读这一文本。

一、“我”的悲剧

《在悬崖上》中的主人公“我”，多数评论者都将归结为一个典型的浪子回头的正面形象，对他的态度是肯定的。而我认为主人公“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我”的失败具体体现在“我”对妻子的误爱（婚姻的失败）和“我”对加丽亚的误恋（爱情的失败）上。小说主人公“我”一直生活在一种无明晰爱情理念的情感世界中，也可以说他一直生活在自我蒙蔽的悲剧世界里期刊网。

对妻子的误爱开启了“我”的悲剧人生之门。“我”是一名刚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因坐火车来报到忘记要报销单据而得到女会计员的热心帮助，第一次见面她就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后来又得知她工作和学习都很积极，也很受人尊敬，“我”对她的敬畏感油然而生。年龄比“我”大两三岁的她“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生活细节也处处操心。”[①]于是在浑然不觉中“我”竟然爱上了她。事实上这样的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它不仅受了时代的影响，还受到了恋母因素的左右，这样的爱也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我”所要追求的爱。这点从小说中“我”与妻子在结婚买家具的简单对话上便可得以证实，“我”和妻子的追求根本上是不同的，“我”和妻子从骨子里是不属于同一类人。“我”和妻子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人性的自然发展，“我”真实的情感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流露，所以当看到美丽大方的混血姑娘加丽亚时，“我”久压的自然人性便在顷刻间复苏。小说是这样写的：“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了。”[②]这样的描写是不合理的，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判断或规定“我”该向哪个方向走，没有人可以预知“我”的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包括“我”自己也无法预知。所以我并不认为主人公“我”忘记了路标的指示，每个人都有寻求自己梦想的权利，“我”之所以会不遵从既定的路标走下去那是因为“我”发现了更适合自己的路标。不过到此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我”和妻子的婚姻在此刻无声的终止了，“我”对妻子那种尊敬的、理智的误爱在无形中结束了，小说最后主人公“我”向传统道德的妥协，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主人公“我”在婚姻上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如果说对妻子的误爱开始了“我”的悲剧之旅，那么对加丽亚的误恋则加速了“我”悲剧人生的进程。如果将“我”对妻子的误爱归因为是受当时国内政治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加丽亚，那么“我”对加丽亚的误恋完全是因为中西文化对爱情理解的不同而造成的，当然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我”自然的爱情受到扭曲也是导致“我”追求加丽亚的一个原因。加丽亚是个真实坦率的女孩，她可以不加思索地说出对一个人的喜爱或厌恶，轻易的表露对一个人的看法，从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或者怎么评论自己。加丽亚也是个时刻洋溢着激情而又敢于幻想的人，她的想法总是那么与众不同，她的热情总是感染者周围每一个人，她身上洋溢的一切气息都吸引着“我”，唯独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与“我”完全不同，这也是造成“我”对加丽亚误恋的主要因素。加丽亚认为“爱情，除了性格、志趣之外，还应该是美的结合，两个人都漂亮，不仅自己幸福，对旁观的人也是幸福的……”[③]她认为结婚“会消褪爱情的诗意”，“会将天才的想象力磨光”所以她只想寻求激情与浪漫并不想拥有婚姻。而“我”在与加丽亚的交往过程中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