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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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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人文+刘柏骏

摘要：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是美国实行战略收缩的典型代表，亚太联盟转型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两次亚太联盟转型具有极为相似的背景环境，但在联盟形式、联盟结构及联盟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对此，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一以贯之地追求全球及地区领导权过程中，网络化和机制化构建将成为其亚太联盟体系建设的重点与核心。同时，同盟困境的不可避免为我们应对日益稳固的联盟体系打开了缺口。

关键词：尼克松主义；奥巴马主义；亚太联盟；比较分析

1问题的提出

1969年初，尼克松入主白宫之时，面对“冷战以来最分歧破碎的国内环境”[1]和越南战场继“春节攻势”后的一波波强袭，尼克松于1969年7月出访亚洲途经关岛时，发表了“新亚洲政策”，宣称美国在处理与亚太盟友关系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向其亚太盟友保证“将恪守条约承诺”[2]；二是在内政或军事防御问题上，除非涉及核武大国的威胁，美国鼓励其亚洲盟友逐步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此外，他还总结说，在近期同几位亚洲盟国领导人初步交谈过程中，“他们表示将愿意承担这一责任”[3]。尼克松此次“关岛讲话”后来被称为狭义的“尼克松主义”。本文所涉及的“尼克松主义”在不作说明的情况下均指狭义的“尼克松主义”。

继“尼克松主义”后第二次对亚太联盟重新定向的是奥巴马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再平衡”战略，即“奥巴马主义”的主要内容，其主要目标是通过构建亚太地区新规范以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奥巴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以战略收缩为主要特征的对外战略调整，具体到亚太联盟方面，包括推动“霸权分责”、构建“小多边主义”合作平台、转移联盟合作重心，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从大环境看，2008年爆发的“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得美国经济严重受挫。同时，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招致越来越多人的批判，奥巴马在其竞选演说中更承诺要“负责任地结束两场战争”。由此可见，缓解经济危机、避免在中东投入过多精力成为奥巴马亚太联盟转型的逻辑起点。

从美国亚太联盟的视角纵观两个“主义”，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包含诸多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比较分析，探讨美国两次战略收缩进程中对其亚太联盟的调整，以期对后奥巴马时期美国亚太联盟政策作出预判。

2美国两次亚太联盟转型比较分析

美国实力下降，国际政治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美国不得不承认自身力量存在限度。在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开始遵从霸权分责的原则指导，通过转变联盟形式、联盟结构以及联盟内容，以期给予盟友或多或少的期望，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

（一）联盟形式转型比较

奥巴马政府在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推动其亚太联盟体系向“小多边主义”方向发展。奥巴马上台后，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多导致世界权力日益分散，这与美国强调的旧多边主义联盟秩序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奥巴马政府通过践行“巧实力”外交，逐步构建网络化的小多边主义亚太联盟机制，借此维系其地区霸权。一方面，美国加紧编织亚太联盟网络体系，逐步建设美日澳、美日韩、美日印、美印澳三重对话机制。另一方面，美国更加强调“伙伴关系”，在强化与传统盟国关系的同时，努力与新兴伙伴国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美、澳、日各国战略研究智库和国际政策学者在“印太战略弧”概念互动上可谓是遥相呼应。此外，美国还加紧同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新兴伙伴关系建设。

反观尼克松时期美国亚太联盟转型。70年代初期，在尼克松主义出台的大背景下，联盟形式保持以“轮幅式”体系稳步发展，在联盟形式上并无大的突破与转变。

（二）联盟结构转型比较

联盟结构转型指联盟内部之间的功能再协调和权力再分配。尼克松主义出台以后，美国亚太联盟结构开始从单边主导向冷控制过渡。所谓冷控制，是指介于对称型和非对称型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既给予盟友适当自主发展的空间，又在适当时机加强同盟友合作以对盟友施加影响力。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主动给予盟友更大的自主空间。二是相关盟国的离心倾向明显增强。美国的脱身政策引发盟友国家的忧虑，为此，盟友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安全防务政策。三是美国要求盟友与其加强军事合作。

奥巴马则在霸权分责的过程中将其亚太联盟从单边主导向“离岸平衡”过渡。一方面，鼓励盟友在地区安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日本国内政治上，美国默许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使自身在应对周边安全问题上拥有使用军事力量的更大空间。另一方面，借助地区安全热点事件提升同盟承诺。如高调介入南海热点问题强化美菲、美越关系，利用“延坪岛炮击”事件、“天安舰”事件强化美日、美韩同盟，进一步凸显联盟应对地区安全的重要性。

对比美国两次亚太联盟结构转型，我们可以发现，两次调整均以霸权分责为主要目标。然而不同的是，尼克松注重霸权分责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