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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中国公共领域的可能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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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琳

[摘要]“公共领域”最先概念化，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提出的。但哈氏认为，大众传媒公共性的消解使得公共领域走向了衰落。而学界对于公共领域在中国是否存在的讨论，一直争论不休。本文以民国时期《大公报》为例，结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探究大众传媒构建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关键词]公共领域《大公报》哈贝马斯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C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6-0031-02

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是第一个将“公共领域”概念化的人，并将其广泛传播。哈氏在1964年比较规范地给出了定义：“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1]哈氏所提出的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政治权利与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在这个领域里，公众对于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相关问题可以自由表达与沟通意见形成舆论共识，以此对国家和社会进行调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都是其传播媒介。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19世纪初英国、法国、德国三国为历史背景，而这也是基于资产阶级的一种理想化模式。哈氏的公共领域包括以下三个因素：其一，参与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的私人组成的公众，能够就普遍利益问题进行公开自由的辩论交流。其二，拥有充分沟通、自由交流的媒介和场所。其三，公众能够通过批判性的辩论交流，形成共识。而其中，哈氏尤其强调其开放性和批判性。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文中，哈贝马斯着重谈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在他看来，大众传媒在影响公共领域的结构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19世纪以来，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行机制的公共领域大体丧失了近代早期英国和法国所具有的公共性。国家和利益集团的操控，已经使具有批判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消失了。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权力和金钱侵入，原来作为公共领域机制的公共传媒消解了自身的公共性：国家政治权利对大众传媒的挤压，使得其由公共利益代言人变成政治舆论工具，受政府制约；商业化对公共领域的侵蚀，使得大众传媒由文化批判变成文化消费，受市场牵制。哈氏认为，公共领域开始走向衰落。

二、《大公报》与公共领域

（一）关于中国公共领域的学术讨论

由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是一种抽象的类型，它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所以，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第一种是否定的观点，以孔斐力、黄宗智、夏维中为代表的中外学者认为，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构建公共领域。上述代表人物指出，用滥觞于西方的公共领域来解决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是不稳妥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已经形成，受到传统社会终于集权政治体制影响。二是中国不仅缺乏公共领域的历史传统，而且也缺乏一个公共领域的支撑体系，比如完善的市场经济传统、自由的公共舆论环境。[2]三是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太负责，难以定论。第二种是肯定的观点，肖邦齐、罗威廉、许纪霖等代表的学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存在公共领域。他们认为封建社会的书院、商会、抗议游行等公共空间，都表明中国已经存在或者说曾经出现过公共领域的现实形态。对于这个学术争论，有学者认为应该持一种本土化的态度，回到自己的语境辩证地分析。“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时期创办报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大批报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的杂文，上世纪40年代储安平创办《观察》杂志，你能说不是在建构某种公共领域吗？”[3]此外，1926年至1949年，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公报，同样被很多学者视为构建中国领域的成功典范。

（二）《大公报》构建公共领域

《大公报》于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日报之一，也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1926年至1949年，是《大公报》最为辉煌的时期。在《大公报》1921年9月1日的续刊号上，总编辑张季鸾以“记者”名义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而这也标志着中国民营新闻事业经营理念迈向成熟。

此后，《大公报》始终坚持“四不方针”，提倡“文人论证”。在张季鸾等一代又一代报人的不断努力下，《大公报》成为一个不从隶属于任何党派、不求一己私利、不做言论交易的独立报纸，迅速成长为一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综合性大报。[2]

关于民国时期《大公报》对公共领域的建构，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来加以分析。第一，以《大公报》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公共领域构建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第二，以《大公报》的办报理念来分析公共领域构建的传播媒介及参与主体。

首先，从时代背景出发。回看中国近代史，俨然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现状被瓦解。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当权者也被俘虏。在这种特殊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