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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产阶级剧本《群众与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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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政

摘要：20世纪德国伟大的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放弃将剧本分为场景的做法，而是保留了画面的运用。在《群众与人》中，七个画面描写了七个零碎的片段，现实画面与梦境画面交叉出现，打破了传统戏剧的形式。本文通过分析《群众与人》创作的时代背景、内容情节，探讨剧作家的创作思想与艺术手法。

关键词：恩斯特·托勒尔；群众与人；无产阶级思想；现实画面与梦境画面

一、作者简介与创作背景

Masse-Mensch的作者是恩斯特·托勒尔ErnstToller，他1893年出生在布罗姆贝格Bromberg。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1月，因受重傷而退役，战后，在海登堡、慕尼黑等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自1918年获释后，托勒尔的革命倾向日益明显。1918年11月，库特·艾斯纳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临时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托勒尔被选为工农兵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4月30日，苏维埃共和国被摧毁，托勒尔于1919年7月被判处五年徒刑。出狱后，托勒尔到处旅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战和反法西斯。希特勒执政之后，他的书籍被焚，剧本遭禁演，他被迫流亡，后定居纽约。1939年5月22日，托勒尔在纽约五月花旅馆自缢身亡。

他的剧本有，《转变》（DieWandlung，1919），《机器破坏者》（DieMaschinenstürmer，1922），《被释放的沃坦》（DerentfesselteWotan，1923），《德国瘸子》（DerdeutscheHinkemann，1923），《啊，这就是生活》（Hoppla，wirleben，1927）等，他有一种对失去基本社会权利的人们的同情，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将这些人作为戏剧的主人公。这些作品表达了他的和平主义理想和对解放的幻想。[1]

在一篇题为《人和群众——和平问题》的文章中，托勒尔描述了促使他写《群众与人》的动机：

富有行动的人难道永远得被内疚感缠住吗？永远？看来，推动群众的是饥饿与匮乏，而不是理想。如果他们为了理想而放弃暴力，他们仍然能获胜吗？一个人难道不能同时既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又是群众的人？……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他要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即使损害他以外的整个世界也在所不惜。作为一个群众的人，即使他放弃了理想，社会的冲力还是把他推向他的目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无法解决的。我在自己的一生中也遇到这个问题，我企图解决它。正是这种冲突，促使我写下了《群众与人》这个剧本。[2]

二、内容与情节分析

《群众与人》这个剧本主要讲述了工人起义从开始到失败的过程，展现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女人、代表群众的无名氏与代表政府的男人之间的冲突。一对在政治上有分歧的夫妇，男人因妻子的革命活动危害了国家，威胁妻子与她离婚，而妻子甘愿为群众的利益而牺牲爱情。从第一景中，就揭示了男人与女人之间政治观点上的冲突。同时，也体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资本家对工人、农民的残酷剥削，投机商发战争财，工人和农民商量反抗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

一个无名氏号召人们采取暴力推翻统治者，以改变自己被压迫的处境。他的论点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尽管女人反对有新的杀戮，但却不能说服群众。在这里，出现了无名氏与女人之间在反抗资本剥削的意见上的分歧。接着，女人经历了一个未来的梦境，她梦见自己的丈夫在暴动中被革命者杀害，她醒悟道：暴力只能产生、导致新的暴力，因此暴力与革命的人道主义目的不相符合。在起义过程中，女人想阻止流血牺牲，却被无名氏斥为叛变，而无名氏甘愿为未来，牺牲群众。起义被镇压，女人被当作叛乱首领逮捕。接着又是女人经历的梦境，一群被打死的人的幽灵向女人问罪。女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但她清楚，在暴动中，她无法阻止流血牺牲。她的丈夫来狱中看她，认为她是无罪的，而是群众的过错。无名氏来狱中救女人，女人拒绝无名氏劫狱，因为这会害死一名看守。女人信奉理想主义，相信人类是善的，能在和平发展中显现出来，而无名氏坚持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理论，为了理论，牺牲现在的人。女人认为，没有人可以为了事业去杀害他人。怀着这一信念，女人英勇就义，她最终成了彻底的和平主义者。

本剧突破了亚里士多德戏剧中的传统的冲突，没有人物性格、行动上的对立，而是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本剧的重点是场面交锋，这是由不同的观点和思想导致的。

在场与场的衔接方面，托勒尔放弃原来将剧本分为场景的做法，而是保留了画面的运用，全剧包括七个画面，二、四、六三个画面是梦境画面（Traumbilder），它的舞台指示只是简单标有“梦境”二字，意为这些场面应带有抽象性，而不是写实的。画面三、五、七发展了剧中的现实的内容，为现实画面（Realbilder），并带有一定的梦幻色彩。梦境把情节的联系发展打断，所以本剧没有一个连贯的情节。从人物行动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