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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宋代词学批评的纲领

宋代是经学时代，研读儒家经典，是读书人的自觉。宋代又是科

举时代，研读儒家经典，成为士子日常功课。《乐记》是中国古代最

早一部官颁音乐典章，作为《礼记》的一部分，而成为儒家经书。宋

代将《礼记》纳入科举考试的九经或五经中，著为功令，诱使（甚至

带有一定强迫性质）读书人诵习其文字，理会其内容旨趣，从而使士

人从少小时便接受了经文经义的熏陶，完成了合乎儒家传统的理想人

格的塑造，在其以后的人生中，无论发言立行，还是创作吟诵，都大

体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行事，至少不违背其精神。

《礼记》像其它经典一样，主要是诸科考试的一项内容，有时出

现于帖经中，有时出现于墨义中，前者即今之填空，后者乃回答经义。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贡举条例》称：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

翰林学士宋祁等言：“诸科举人，九经五经，并罢填帖，六场皆问墨

义。其余三礼、三传已下诸科，并依旧法。九经旧是六场十八卷，帖

经墨义相半，今作六场十四卷，并对墨义。”第一场、第四场、第六

场皆有《礼记》。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五日，诏曰：“其明经科，

并试三经，谓大经、中经、小经各一也。以《礼记》、《春秋左氏传》

为大经……其习《礼记》为大经者，许以《周礼》、《仪礼》为中小

经。”元丰元年（1078）七月二十五日，因御史黄廉言“前岁科取逐

经发解人数不均”，诏：“自今在京发解并南省考试，《诗》、《易》

各取三分，《书》取二分，《周礼》、《礼记》通取二分。”当然，

专治《礼记》的人数比其它经典少，朝廷便采取一些措施，如录取名

额放宽，以刺激更多的人从事《礼记》的学习与研究。《宋会要辑

稿·选举三·科举条制》：（元丰）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判国子监张璪

言：‘治《礼》举人，比《易》、《诗》、《书》人数绝少。乞自今

在京发解礼部进士，《周礼》、《礼记》比他经分数倍取。’从之。”

但是，并非只有诸科考经典，一般人看重的进士考试，一样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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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等。《宋会要辑稿·选举三·科举条制》：哲宗元祐元年

（1086）八月二十一日，礼部言：“元丰贡举，令诸进士于《易》、

《诗》、《书》、《周礼》、《礼记》各专一经。今太学已置《春秋》

博士，乞于上条内‘礼记’字下，添入‘春秋’二字。从之。”元祐

四年四月十八日，礼部言：“经义兼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第一场试本

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一首，第三

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并习两经，以《诗》、

《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周易》、

《公羊》、《榖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即不得偏

占两中经。”并从之。五月二十八日诏：“经义进士并习两经……《礼

记》兼《书》或《毛诗》。”六月八日，详定重修令所言：“所有兼

诗赋进士，自合依元条，于《易》、《诗》、《书》、《周礼》、

《礼记》、《春秋左氏传》内各习一经。”从之。国子监、太学试，

有时也从《礼记》中出题。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三：“金华唐

仲友字与正，博学工文，熟于度数。居与陈同甫为邻。同甫虽工文，

而以强辩侠气自负，度数非其所长。唐意轻之，而忌其名盛。一日，

为太学公试官，故出《礼记》度数题以困之。同甫技穷见黜。既掲榜，

唐取同甫卷示诸考官，咸笑其空疏。”所以，宋代读书人多数从小就

要诵读、研习《礼记》等经典，甚至各地一些颖慧的童子，因为能够

念诵、理解《礼记》等经典大义，而被赐为五经出身。《宋会要辑

稿·选举九·童子出身》中记载的有：神宗元丰七年四月初五日，礼部试

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