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是如何扩大的-兼与几种流行观点商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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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是如何扩大的

兼与几种流行观点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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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参数是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率和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数据表明,不论采用哪一种指标,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均呈扩大趋势。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人均消费比率(农民消费为1)在2.5左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现阶段这一比率为3.53,即大约3.5个农民的消费水平之和等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城乡收入比也是一样,即使采用最保守的计算,仅以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与农民的全部收入比较,这一比率目前也达到2.89,比改革前的1978年2.36高出1.5个点,如果将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外的住房补贴、医疗补贴、价格补贴[1]和实物收入计算进来;如果以是否务农而不是以农村户籍统计农户收入[2],如果再考虑农民必须支付而城市居民一般不用支付的生产资料费用[3],现阶段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将扩大为5~6。这一比例不仅大大超过了国内外经济学界公认的1.5~2的差距水平[4],而且居世界所有国家的前列。

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再思考。

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依据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一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点后,才会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改善。根据库兹涅茨的估计,倒U曲线从上升到下降,大约要经历60~100年。也有学者收集了17个转轨国家的资料,比较后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转轨国家的普遍特征。[5]

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能否解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研究表明,尽管中国也表现出与其他国家同样由生产力决定的共同特征,但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单纯用经济增长是无法解释的。其一,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结构也处于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阶段,且经济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完全符合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条件,但在中国1978年以前的长时期内,并没有表现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向。以城乡消费比率为例,1952~1978年26年间,除1959年和1960年个别年份,其余年份均在2.5左右波动。这意味着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失灵的。其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尚未转入城市的一段时期内,虽然城市也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仅以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下降到1985年的1.85。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扩大,1994年最高点达到2.86,以后经历缓慢下降再上升,2001年达到2.9。两个不同时期,经济均呈现高速增长,但城乡收入经历了下降和扩大不同的变化。很显然,改革以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变动也不能由经济增长来解释。

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转轨国家的普遍特征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并不是所有转轨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在扩大,部分转轨国家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提高反倒出现下降,如保加利亚的基尼系数由1993年的0.34下降为1995年的0.28,立陶宛由1993年0.336下降为1996年0.326;其次,这些国家在转轨前收入差距就不大,如前苏联的农民与城市职工一样实行工资制,转轨以后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应该说属于恢复性的变化,即使这样,差距也不大,如俄罗斯的基尼系数由1993年的0.48上升为1998年的0.487,5年时间只提高了0.07。中国的情况与他们完全不同,中国城乡收入比是在经历了长达7年下降之后,才开始回升的,然后又经历了下降的变化。因此,不能将部分转轨国家恢复性的变化作为一般规律对待,特别是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城乡收入变化。

根据中国城乡收入实际变动走势,即下降——上升——下降——回升的变动趋势,可以将其概括为W变化曲线,而这种变化曲线,从根本上说,是政府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城市偏向分配政策造成的。

在城市偏向分配制度中,以下政策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类是政府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干预,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居民平等的就业机会,通过有利于城市发展的资金分配制度,导致劳动力和资本分别扭曲地集中于农村和城市。进入城市改革以来,各地政府为了防止农民与城市就业者争岗位,出台了一系列不利于农民就业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各种收费渠道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如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农民离开农村要办五证(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待业证、毕业证),要缴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和公粮水费。农民进城后还要办暂住证、健康证,收取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企业收取保证金,将这些证办完,费交齐,少者数百元,多者上千元。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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