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心学对明代通俗小说价值观的双重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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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阳明心学对明代通俗小说价值观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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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明代中后期，心学哲学上的双重价值观——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深刻地影响着通俗小说创作和批评主体的通俗小说观念。一方面，心学对“日常生活”、“人欲”的大胆肯定使明代通俗小说题材由表现历史兴衰、朝代更替和帝王将相转向世俗生活题材，突出“人”的价值；另一方面，心学作为与程朱理学教条主义相对的新儒学，对封建道德伦理秩序的维护使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批评普遍呈现出寓意教化的特征，突出了“社会”的价值。

【关键词】心学人的价值社会的价值小说创作小说批评

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在学术、思想和文化领域，就是阳明心学兴盛和通俗小说繁荣。心学从哲学高度，通俗小说则从反映现实角度大胆肯定“人欲”，同时也有维护封建道德伦理秩序的言论。可以说，心学与通俗小说分别以哲学思考和艺术概括的方式共同关注着人之存在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从通俗小说创作和批评主体的思想渊源和通俗小说作品文本内容看，心学深刻地影响着通俗小说创作和批评所表达的价值观念。

一、阳明心学价值观的双重性

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提出“良知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阳明心学并非否定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伦理秩序，而是从哲学高度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拨，是对儒学的新发展。阳明心学在嘉靖、万历间声势甚至隆于官方学术——程朱理学，王门弟子多官居要职，如徐阶、李春芳、叶向高等官居首辅。心学与程朱理学学术的分歧逐渐演变为两派政治力量的对立，心学人物掌权，“缙绅附之，辄得美官”，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从祀孔子。

心学在明代后期之所以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同，与心学思想价值观的双重性有直接关系，即心学既肯定个体存在的价值，又不否定个体所依存的封建社会的价值，从而提供了官方、民间从各自需要、体认去接受、运用的思想空间。

1.人的价值。这里的“人”主要指普通民众。心学强调“人欲即天理”，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桎梏划清了界限。从王阳明“良知”说到罗汝芳“赤子之心”，再到李贽“童心”说，都肯定“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人要“率性而真”地表达自己合理的欲望，包括物欲和情欲。对于物欲，王艮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李贽肯定“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在此基础上，心学肯定商业经济，关注商人群体。对于情欲，李贽大胆肯定男女之情，提出“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

2.社会的价值。心学之“心”不仅是个体之“心”，还是社会之“心”，王阳明强调忠孝，云：“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并辩证论述人之“七情”与“良知”的关系：“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良知”就是要人“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要“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付的日常起居之间”，但也“受着一套从潜移默化中得来的价值体系的控制”。心学作为新儒学，重视日常起居中潜移默化实现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就是封建道德伦理秩序。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创作与理论反思呈现了表面的价值冲突，正是文学思潮接受内在禀有双重价值观的阳明心学的表现。

二、通俗小说创作和批评主体思想上的双重价值观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批评主体主要是下层文人，他们对现实生活和人情物理有深刻体会和感知。且多崇奉心学，他们的通俗小说观直接体现了心学的双重价值观。兹举几例说明：

吴承恩（1504—1582），南直隶淮安府人。吴承恩与浙中王学人物万表、南中王学人物徐阶、李春芳等过往密切，在思想和文学观念上带有浓重的心学色彩。吴承恩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提倡“率自胸臆出之”。吴承恩编撰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与他接受心学重视性情的思想不无关系。吴承恩通过孙悟空这一形象旨在表达“人”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之间的矛盾、选择和规范关系的意图，而这正是心学所致力的思想主题。

冯梦龙（1574—1646），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冯梦龙思想接近泰州学派，与心学人物袁宏道、杨定见等为友，尤其对李贽顶礼膜拜。冯梦龙物欲观受李贽“私心”说影响最大，其改编创作的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即以小市民为表现对象，塑造了许多商人的正面形象，大胆表达了人的合理欲求，同时还批判唯利是图的不义行为，劝诫世人“利”与“义”同等重要，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穷途忏悔》，通过因果报应批判社会上忘恩负义的小人，诗赞“奉劝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负心郎”标明了作者的教化主旨。

陆人龙，明末钱塘人，杭州书坊峥霄馆主人陆云龙之弟。陆人龙编撰白话短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