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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嵌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创业企业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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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键刘阳
摘要“双创”的蓬勃发展以及“建设美丽中国”时代背景下,创业企业成为承担社会环保责任、实现碳减排目标、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主体,如何提升创业企业的碳减排担当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基于制度理论和嵌入理论,结合中国第10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的2703家创业企业调研数据,在将制度嵌入划分为政治嵌入、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探索三种类型的制度嵌入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影响,并同时分析企业内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制度嵌入中的政治嵌入、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均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在投资方面的碳减排担当,且创业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嵌入比政党身份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市场嵌入比政治嵌入和行业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②制度嵌入中的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在费用方面的碳減排担当,且市场嵌入比行业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③创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的碳减排担当。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和拓展了碳减排担当领域的研究情境,凸显了碳减排制度多主体参与的特征,且为探讨企业的碳减排责任问题提供了整合性的研究框架。在实践上对于理解中国情境下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影响因素,打开外部制度嵌入以及内部绿色技术创新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作用机理“黑箱”,探索提升创业企业碳减排责任和担当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碳减排;制度嵌入;绿色技术创新;创业企业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1)06-0090-12?DOI:10.12062/cpre“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创业企业逐渐成为提升经济活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也成了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碳减排目标和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由于创业企业存在着“新创弱性”的特点[1],现有创业领域的研究侧重于探索如何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提升创业机会开发效率与企业存活率等问题,对创业企业的碳减排方面的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却鲜有涉及[2]。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思想,作为环境治理和碳减排的主体之一,创业企业不能因其资源匮乏等“新创弱性”而成为企业碳减排担当的“法外之地”。现有部分研究发现,创业企业碳减排责任的履行与企业的成长并非互斥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创业企业进行关系网络的拓展与优化,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与绩效表现[3]。因此,探索如何提升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问题不仅关系到创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一定支撑作用。
现有关于企业碳减排担当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碳减排行为、环境行为与绿色行为等方面。Homburg和Stolberg[4]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认为企业碳减排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企业为平衡各利益相关方的权益,而对自身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对各利益相关方的合理诉求做出反应的行为过程;Sarkar[5]从业务管理的角度定义了企业碳减排行为,认为其是企业在管理“业务-环境”界面过程中部署的系列政策;企业绿色行为的研究者则从生产运营的角度,认为将绿色思想应贯穿到企业从产品采购到制造销售的全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采取积极措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6]。作者从创业企业的可观测性角度出发,以前述企业碳减排环保/绿色相关研究典型定义作为出发点,将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划分为强制性碳减排担当与自愿性碳减排担当,其中强制性碳减排担当指的是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必须履行的碳减排行为,例如含碳废气排放规制,自愿性碳减排担当指的是企业主动履行的碳减排行为。
以往关于企业碳减排担当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以制度理论作为研究切入点探索制度环境要素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例如,Chang等[7]发现不同环保规制强度下企业的环境绩效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范子英和赵仁杰[8]探索了司法制度环境对污染治理的影响,发现法制强化有助于改善环保治理;吴建南等[9]则发现政府的环保约谈对部分区域的碳减排等环境问题有显著的改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以政府为代表的主体只是制度环境的构成部分之一,制度环境中还应该包括市场和中间组织在内的主体,这些参与主体对企业碳减排行为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10];另一方面,企业的碳减排担当不仅需要以制度环境为代表的“外部规制”,更需要企业自身的“内部规制”。例如张娟等[11]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是环境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特别地,创业企业由于组织合法性不足[12],更需要通过碳减排担当获取到社会认可,但“新创弱性”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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