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工智能领先之源：基于ROAR创新政策框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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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智能领先之源

基于ROAR创新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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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丰沈天洋

摘要：人工智能具备通用技术的诸多特征，使其很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助推器，从而开启新一轮经济长波。当前正处于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人工智能的技术轨道还未成型，这是中国引领该技术发展的绝佳机会。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丰富，具备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但也面临诸多挑战。笔者基于ROAR创新政策框架的视角提出，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创新发动机的作用，以发展人类增强型人工智能为使命导向，建立和完善组织和制度支撑体系，引导人工智能技术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关键词：人工智能;ROAR;通用技术;技术—经济范式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9-0045-08

一、引言

自20世纪50年代的达特茅斯会议提出人工智能的这一概念以来，人工智能经历了几轮起伏，近几年才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ICT），具有很强的跨部门渗透性，具备成为通用技术的潜质，并具有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前景。按照演化经济学对历次技术革命浪潮阶段的划分，以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开端，人类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五次技术革命，当前正处于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联合国在2017年公布的《AI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报告中指出，尽管人工智能技术是以上一代ICT为基础的，但从技术范式特征来看，其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可以被看做是一项通用技术，其在新部门创生和传统产业生产率提升方面都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通用技术必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能否取得领先地位，直接关乎中国技术经济赶超目标的实现。对此，早在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就有深刻的认识：人工智能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将进一步释放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积蓄的巨大能量，并创造强大引擎……面对新形势，惟有牢牢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机遇，才能赢得发展主动权，带动国家跨越式发展。而其关键在于中国如何才能抓住这一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传统的产业政策的效果在面对新的技术范式时很可能会减少，因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需要政策范式的转型。

传统的产业政策是基于市场失灵理论提出的，其认为，政府干预的正当性就在于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协调失灵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一理论实际上假设市场在任何时候、任何产业中都是天然存在的，而事实上，只有在成熟技术和成熟产业中这一假设才成立。而面对新技术和新产业时，这一前提是不存在的。在一个动态演化的经济系统中，特别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导入期，虽然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孕育，但旧技术经济范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市场是非常脆弱的，因此，政府的主要作用不是修复市场，而是创造市场。更进一步地，Mazzucato在近期倡导的任务导向型[1]和使命驱动型[2]创新政策新范式中提出的ROAR政策框架，其共分为四个部分：明确路线与方向（RoutesandDirectionality）;塑造公共部门的组织能力（OrganisationalCapabilitiesinthePublicSector）;对创新政策效果进行评估（AssessmentandEvaluation）;使风险和收益相匹配（RisksandRewards）。该框架的提出和借鉴对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的分析，以及确定人工智能的技术轨道、制定相应的创新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思维。

二、人工智能的技术经济特征与中国优势

按照佩蕾丝对历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划分：第一次技术革命源于1771年英国的产业革命，机械化的棉纺织业取代手工劳动;第二次技术革命始于1829年，蒸汽机取代水力，作为主要动力，机器开始被大规模使用，人类进入蒸汽和铁路时代;第三次技术革命始于1875年酸性转炉炼钢技术的突破，人类进入钢铁、电力和重工业时代;第四次技术革命始于1908年，石油炼化技术和内燃机的发明使人类进入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而第五次技术革命得益于1971年廉价微电子产品的大量生产，人类迎来了信息时代[3]。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革命的通用技术，与以往技术革命有何不同？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人工智能的技术经济特征对其进行界定。

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技术，具有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4]以及创造性[5]等诸多技术—经济特征。而渗透性是通用技术的一项基本特征，人工智能强大的渗透性意味着除本部门之外，对其他部门的生产率提升乃至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