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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延安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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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延安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与矛盾

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大批怀着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随着大量知识分子的到来,延安成了抗战时期的文化之都。西方文化随着这些知识分子的到来而传播到延安。

延安相对宽松的文学环境容纳西方文化在延安绽放,延安曾经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西化而又浪漫。我们从当时作家的学习生活、创作心态,以及鲁艺文学教学等方面都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子。“我曾经有一个时期想钻研一下散文,于是我便把当时可以找到的堪称散文范本的一些散文:从法国的蒙田、美国的爱默生到西班牙的巴罗哈和阿左林的散文代表作,都抄在本子上,朝夕吟诵。我曾经有一本手抄的梅里美的散文《西班牙书简》(全文大约有五万字)和都德的《磨房书简》的选本,直到解放战争期间才遗失掉。”〔1〕(P128)这是冯牧先生回忆他在延安学习文学时的情景。冯牧先生当时研习的散文范本都是在世界影响甚大的西方文学名著,延安文学教育完全与世界文学接轨。西方文学并没有在陕北这块荒凉贫瘠之地绝迹,反而在这里生根发芽,成长起来。

延安民间文化也充满生机。信天游、民间秧歌、口头故事、小唱本等这些带有原始形态的民间文化,最为陕北农民所熟悉。延安对民间文化加以改造利用,使其为工农兵服务。民间文化生长为延安文化的重要一极。

西方文化是从西方输入的带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而民间文化是中国在本土民间社会孕育发展起来的文化。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两种文化在延安汇合,相互碰撞,发生融合与矛盾的复杂关系,而从这融合矛盾的复杂关系中,能够窥见延安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延安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与矛盾的关系有着具体的表现。

西方文化从上海等深受西洋文化影响的城市传播到延安,与延安民间文化汇合。两种文化的的融合首先表现在亭子间的人与山顶上的人的融合。所谓亭子间的人,指的是在上海等城市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文化人。山顶上的人指的是在革命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的文化人。亭子间的人大多数有过留学国外的经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而山顶上的人更多是在根据地从事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普及工作。周立波、周扬、萧军、丁玲、罗烽、白朗、何其芳、艾青等文艺青年从亭子间来到延安,在他们身上,充满着西方文化的气息,这些是亭子间的人。沙可夫、赵树理、李伯钊、马可等可谓山顶上的人的代表。这两部分人在文学倾向上有显著的区别。共同的时代使命使他们融合在一起,携手奔赴抗日前线,以文艺为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这两种不同特质的文化在延安这个文学场域中互相融合渗透。

延安鲁艺教学与创作实践也很好地表现出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纠葛融合。鲁艺在前期实施了学院派的教学方式,它实际上成为传播西方文学艺术的基地。鲁艺在成立初期,学院派作风比较浓厚,在教学上也是比较倾向于正规化、专门化的文学教育。进入鲁艺学习的学生不仅要经过正规的、严格的考试,而且要系统学习中西方现代文学,因此,鲁艺存在着浓厚的西方文学氛围。这里有一份鲁艺的专业课名单,“各系的专业课,文学系有‘旧形式研究’、‘世界文学’、‘名著研究’、‘创作’、‘俄文’等。”〔2〕(P77)我们从文学系开设的专业课程可以看出,西方文学艺术已经成为鲁艺日常文艺教育的一部分。除了在课程开设上的正规化规范化,容纳西方文学进入鲁艺之外,鲁艺在学制上、在组织结构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在制度上保证了西方文学艺术在鲁艺的持久生命力。鲁艺建立了规范的学制。1940年7月,鲁艺制定了新的教育计划及其实施方案。方案首先把文学系的教学时间延长到三年,在时间上保证了文学教育的质量。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鲁艺在组织机构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不仅重新组建成文学系,还聘请著名新文学家、唯美主义诗人何其芳任系主任。由于鲁艺的提倡,西方文学艺术、西方文化成为鲁艺甚至延安的一道风景线,在荒凉贫瘠的西北,奔涌着洋气的西方文化。〔3〕(P76-97)

一方面,鲁艺步入正规化、专门化的文学教育轨道,催促西方文化在延安的勃兴,另一方面,在延安领导人的提倡下,陕北民间文化逐步抬头,鲁艺形成一股自觉的民间文化思潮。1942年以后,鲁艺这种正规化、专门化的艺术教育遭到了毛泽东、贺龙等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被斥为“关门提高”。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为延安文学民间方向作出了硬性规定。在《讲话》精神指引下,鲁艺师生纷纷走出“小鲁艺”,深入到“大鲁艺”中去,深入民间,向农民学习,到民间去吸收艺术营养。美术系老师王式廓的艺术转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王式廓之前在鲁艺学习教授西画,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艺术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此

后的艺术创作和教学都在努力实践《讲话》精神。《讲话》后,王式廓下到乡村,深入到工厂,参加劳动,和农民工人同吃同住。王式廓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