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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闻天对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及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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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闻天对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及其贡献

张闻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一生坚持不懈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同时，又十分重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他强调应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并提出和运用了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对中国革命性质、形势、任务、对象、动力和重要党史人物的分析评价，为我党研究制定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抵制、反对右倾和“左”倾错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张闻天同志有关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著述，没有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解，而是通过对党的发展规律系统而深刻的认识，结合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经验教训进行阐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为党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

张闻天同志是“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位开山祖。”[1]早在1931年，上海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当时，张闻天同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以学者的身份化名刘梦云写了4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于1932年4月发表在神州国光社编辑出版的《读书杂志》。以笔作刀枪投入论战。这篇论文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性质，精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力地批判了托派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因而可以取消民主革命的观点。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期间，他曾主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包括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1925年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和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深入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和前途等问题。之后又将此稿编印成书。这本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部杰出的党史、革命史著作。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与周恩来谈起中共党史、革命史的问题时，周恩来向他介绍说：“书中虽有一些史实和分析上的错误，但仍算是现有最好的一本书”。[2]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党为了把握中国革命的正确航向，除研究现实问题之外，还特别提倡和重视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和革命理论，并以此作为克服思想上的盲目性和达到统一党内思想的重要途径。1936年，张闻天在陕北红军大学，再次主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并充实修改后油印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发给广大红军干部学习和宣讲。老将军莫文骅回忆起这一段历史，很清楚地记得，他在“红大”时就听过张闻天同志讲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到1937年“抗大”开办之后，又参加了张闻天同志组织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连续听张闻天讲课，而且在他的指导下还撰写了讲稿。这些讲稿，最后由张闻天同志统一修改加工，编纂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由延安解放社铅印发行，供当时我党的各级干部、各类院校学员学习，成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教材。这本书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书，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开创之作。它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次革命运动，以大革命时期为主要内容，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为中心，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为依据，分析了大革命的意义，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虽然有些观点欠妥，但仍不失为我党早期研究党史的权威著作。海伦·福斯特·斯诺曾有一个评述，“洛甫写过一本中国革命史的教本，所有共产党学校都采用这教本，他对这些问题有特殊的研究。因此，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的分析，具有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指导原则，就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中所遵循的原则。”“我跟毛泽东谈了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以后，他把我介绍给洛甫，叫他跟我谈谈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3]很显然，毛泽东同志当时也是十分推崇张闻天同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

二

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并作出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了使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高级干部深入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达到克服错误思想、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毛泽东亲自遴选，张闻天等人密切配合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等党史文献资料汇编，为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党史、学习理论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食粮”。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同志为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发起了学习中共党史的活动，并亲自在中央学习组上做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