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伴月其源可溯四川盆地史前文化发展格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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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伴月其源可溯四川盆地史前文化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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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传敏

2021年3月开始，三星堆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连续多日占据网络热搜头条，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那些造型夸张、神秘诡谲的青铜人像，让大家心中不禁发问：它们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从30多年前青铜人像发现后即已“出圈”，除了考古学家，还有很多人对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来源表达着自己的观点，除“西来说”之外，甚至还有外星文明说，当然很多观点不论是从论据还是论证过程来说，都禁不住推敲。要探讨某个区域的某种文化来源，除了需要广阔的视野和发散的思维，更需要严谨而清晰的论证逻辑，所以不妨将目光聚集在这种文化的发生、发展地，看其科学的考古学证据是否能为我们解疑答惑。

闭而不塞

四川盆地四周被高山环抱，西靠青藏高原，北依秦巴山地，东连长江三峡，南临云贵高原，地貌复杂、生态多样、资源富集。这里看似群山叠嶂，交通却可达四方。盆地北面东西走向的秦巴山脉虽地势险要，却河谷众多，成为关中平原进入四川盆地的通道；西面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连通甘青藏川滇，是西北民族与西南民族交流融合的孔道；东面巍峨壮丽的长江三峡是江汉平原通往盆地腹心的水道。在这复杂多样的山水之间，远古人类早已开始徒步迁徙，逐水而居，选择最适宜自己的地区定居生活。

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三星堆文明诞生以前，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已经聚集了不少农耕文化群体和狩猎文化群体。目前，四川盆地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颇为复杂，根据出土遗物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盆地西北、盆地西南、盆地北缘、峡江地区和成都平原五个文化区域。如同四川盆地的地貌特征一样，这里的文化也同样具有向心结构，使盆地周边的各种文化，不断汇集于成都平原，酝酿出文明的初起。

盆地西北

盆地西北属于青藏高原东麓，地形地貌以高原、高山为主。这里有连绵不断的雪山，冰雪融水孕育了众多河流，河流经过的河谷地带成为适宜远古人类生存发展之地。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这片区域散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聚落，其中规模最大的聚落——营盘山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此外，还有波西遗址、哈休遗址、姜维城遗址等。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大致相同，出土有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的彩陶，陶器制作方法也较为相似，还出土了具有马家窑文化特色的石刀。同时，这些遗址的先民们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粟作技术和家猪饲养技术，还善于用陶泥捏塑人面像。种种迹象表明，这里的先民可能与马家窑文化的先民属于同一文化圈。他们可能由于当时气候变冷，或者甘青地区人口密度增大，为了生存而顺着横断山脉南下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然而，随着盆地西北史前文化的不断发展，当地的人口压力逐渐变大，最终使得部分人群继续沿着山间河谷南下，迁徙到盆地周边的丘陵山地，后又继续迁徙到环境更加宜居的成都平原。在成都平原偏北的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了与营盘山遗址类似的陶器，以及相似的陶器制作方法（如在陶泥中掺杂细沙或粗砂），这可能就是当时人们迁徙南下的证据之一。桂圆桥遗址的先民，同样以粟作农业为主。

盆地西南

盆地西南地勢陡峭，属于横断山脉，大渡河、雅砻江水系是这个区域比较重要的两条河流，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沿着这两条河流及其支流分布。这些河流是远古时期不同族群和文化相互交流的通道。

大渡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尤其是雅安汉源地区，是四川盆地至云贵高原的必经之地，也是甘青地区经川西高原南下、进入云贵高原的重要通道，因此这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表现出文化交融的态势，如川西北高原的穿孔石刀、川西南山地的陶器等均在此留下了印记；同样，川西北的陶器及其纹饰的制作技术、粟作农业和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耕作技术，也经由此处传向了云贵高原。

盆地北部

盆地北部的山区是中国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秦巴山脉，嘉陵江从秦岭北麓发源，南下穿过川东丘陵，与长江汇合于重庆。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川盆地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宝墩文化和以峡江地区为中心的哨棚嘴文化，两个文化在嘉陵江一带相遇，留下了极为复杂的文化遗存。嘉陵江一线日后也成为巴、蜀文化的大致界限。位于绵阳的边堆山遗址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出土了大量陶片，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陶器形制颇为相似，因此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宝墩文化的源头之一。

盆地东部

盆地东部的峡江地区山高谷深，是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之间交流的主通道。峡江一些宽谷地带，地势相对平坦，土层较厚，适合先民栖居繁衍。由于地处东西水道交通的必经之处，峡江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尤为复杂，是探索长江流域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便是通过盆地东部传入四川盆地。今天的江汉平原上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这些文化或种植水稻，或稻粟双作，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水稻种植技术较为发达，其分布的最西端是重庆巫山大溪遗址，成都平原的水稻种植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