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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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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

文献学是古人与今人治学的一把钥匙，其治学的入门方法“小学”包括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其中，目录学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学术分支，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整个南朝时期的目录学成果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研究整个古代史的重要工具。了解这一时期目录学的发展状况，对于进一步深入研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时期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

一、目录学发展的源起

“目录”这个概念，就其本义而言，包括“目”和“录”两个方面的内容。“目”指的是一部书的书名，“录”则是指一部书的叙录，即书的提要。提要应包括作者、内容概要、成书过程以及版本与校勘情况。目录学在我国的发展源远流长。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始于西汉刘氏父子，正如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二说：“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乃后世目录之鼻祖”。西汉刘向汇集众书序录，以类相从而成《别录》，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在此基础上有所加详、有所发展而成《七略》。其后，班固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部目录，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至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东晋李充著《晋元帝时书目》，仍以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其内容分别对应经、史、子、集四部。其后，目录学在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继承发展，至唐《隋书·经籍志》的出现，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部次群书的方法定型，以后，这种四分法成为历代图书分类法的主流。

二、目录学的作用

古人读书治学都离不开目录，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向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这是把目录学当成了读书治学的钥匙。清江藩《师郑堂集》称：“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其书可读，则为学易而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这也是把目录学当成读书治学的基础。

此外，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文献数量大增，这就与人们的特定需求之间产生了矛盾，而目录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利用目录，人们就可以迅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唐代目录学家毋煚《古今书录序》称，如果不编目录，“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不亦劳乎！不亦弊乎！”

目录学对图书的科学分类还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使读者能易类求书，因书究学。郑樵在《通志》卷七十一中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以此可知，学好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一大关键事。而在南朝时期，目录学既得到继承，又得到创新，成为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南朝目录学发展的概况

南朝一代，在汉族地主阶级政权交替更迭的情况下，古文献的流传、整理都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所幸这一时期，目录学成果累出，保存了不少前代文献。宋元帝元嘉八年，有谢灵运之目录；营阳王景平中，有殷淳之目录；苍梧王元徽元年，有王俭之目录。《七录序》：“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①“又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一千百六十四帙，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四帙，四百三十八卷佛经。”②《隋书·经籍志》称：“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宋书·殷淳传》也称：“殷淳，字粹远，陈郡长平人也。少帝景平初，为秘书郎，衡阳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黄门侍郎。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③《南齐书·王俭传》称：“王俭，字仲宝，琅琊临沂人也。……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文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④由此可见，殷淳曾撰《四部书目》，谢灵运撰四部目录，王俭撰《七志》及《元徽四部书目》。

王俭所撰《元徽四部书目》因为遵守官家目录旧制，仍将群书分为四部次序，但他又结合当时图书的实际发展情况，依《七略》的体制撰《七志》。《七志》的图书分类方法，《隋书·经籍志》有很明确的说明，“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记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记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记诗赋；四曰军书志，记兵书；五曰阴阳志，记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记方技；七曰图谱志，记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七志》本是私家目录，因为曾经表上，所以也同于官书。它首次打破了魏以来用四部部次群书的方法，依《七略》体例创七分法，其后附道、佛之书，实为九分图书之法，成为目录学史上图书分类法目录的一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