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中国的形象04.doc

新新中国的形象

第4节：新时期共识

作者:张颐武

新时期共识就是以发展共识和个人共识构成的一套话语，它所坚持的是现代性的普遍性，是以在欧美发展的现代性作为它的标准模式。这种对于普遍性的追求成为这一共识的关键。它成为新时期文化和知识的基础，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相对一致的前提，他们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而新的国家结构则为他们提供了舞台，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中心。正象李泽厚所表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同古代的士大夫一样，确实起到了引领时代步伐的先锋者的作用。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一点就更加突出。中外古今在他们的心灵上思想上的错综交织融会冲突，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逻辑，至今仍然如此。新时期共识的存在保证了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心的位置，也提供了一种一致的现代性想象的策略。当时对于左的批判并不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议，而是与新国家结构共生的知识分子共同一致的对于旧的意识形态的否定。虽然知识分子内部也有许多分歧，但它们都不足以动摇这个新时期共识。而当时中国的经济通过对于原有资源的再分配，使得几乎所有人不同程度上受益，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和阶层的生活水平和利益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发展。社会对于经济成长和社会变化及全球化的期望几乎是一致的，这也为这一共识提供了合法性。而新时期共识也成为海外和中国学术界阐释中国的知识基础。而新文学话语在新时期正是由于新时期共识的存在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化，文学在新时期文化中的地位异常巩固和强大。八十年代整个文学具有强烈的文化中心意识，文学既是追求经济繁荣的观念和思想的基础，又是个人解放的思想基础。文学的想象乃是新时期文化的支柱。

进入九十年代，世界和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时期共识追求的目标仿佛就要实现，但它本身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历史根本没有按照预想的道路前行。在冷战后的新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状况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的九十年代的文化经验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后新时期中，中国经历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是极其深刻的，它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导致了高速的经济成长，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中国以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在九十年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象征系统维持不变，以作为社会避免急剧变化过程中的混乱的策略，随着苏联、东欧雪崩式瓦解和十年来俄罗斯的持续危机以及国际竞争的激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也有所凝聚;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对于社会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已经极大削弱，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越来越弱化，跨国企业和民间资本已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舞台。而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和大众文化的主导下的所谓公共空间也已经迅速形成。人们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可能处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这种全面控制的基础早已瓦解，而是明显地处于一种横向的联系之中，市民社会已经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开始形成，而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及互联网的发展和国际投资的剧烈增长，中国的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中国在全球化之中无疑早已不再是一个国家全能的社会，而是一个社会的横向的关系和国家的政治象征及纵向管理交错的复杂的社会。与此同时，阶层和地域的利益差距已经加大，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域的所得往往和另外一些人和地域的所失相联系。这使得我们难以承受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矛盾，不同的利益和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也会产生许多问题。

实际上，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新时期共识面临着挑战，从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到有关后现代后殖民的讨论都涉及了对于新时期共识的反思。〔22〕它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了质疑，知识分子一方面已经开始边缘化，不再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而开始出现了大众文化主导的新的结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也开始出现一系列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正在扩展。对于新时期共识的反思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新时期共识必需回应和说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为何在个人共识没有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当然这里的实际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在基层民主、民间文化空间的营造方面也有相当进展）经济和社会生活取得了巨大发展的问题。个人共识也无法回答冷战后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利益争夺和本土化的趋向仍然异常活跃和强势的问题。西方式的普遍性显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其次，发展带来的消费主义的要素，也给文化巨大的冲击的震撼。如何面对消费主义带来的新的日常生活形态成为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化的关键。对于消费的不同的看法使得新时期共识在发展共识上面临挑战。新文学话语和文学制度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里的标志首先是王朔的崛起。

八十年代后期，王朔的崛起开始于文学领域，以一种顽主的姿态在内部对于新文学秩序进行某种否定，但仍然是新文学话语内部的人物。但进入后新时期，王朔的活动显然超越了新文学的话语的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