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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中国的形象

第42节：追求的目标

作者:张颐武

四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转型。而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二十世纪的最后岁月是充满戏剧性的。与许多人的预言相反，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在迅速发展。九十年代中国的变化引起了许多人的困惑。如何阐释中国，如何认知中国的新的状况，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我的工作主要要面对这一挑战的回应。这些挑战正是我每天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不能回避的。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在面对我的学生和读者时对于当下的情况提供我的解释，我无法回避我所面对的新状态。因此，尽管对我的工作有各种评价，但我对我的工作历程丝毫也不后悔。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我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唯一的选择，它们肯定不是最佳的，但它们是我面对挑战时所可能做到的。我的工作开始不仅仅面对文学，而是不得不面对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我开始将各种本文纳入我的视野。在这里，首先是找不到面对的新问题的解释，九十年代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已经不再有对于中国进程的权威解释，阐释中国既紧迫，又没有现成的方法。于是我们只好应急式地开始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理论往往表现为一种面对问题的仓促回应，而不是宏伟体系的构造，我们的工作好象一连串的零敲碎打，而不是完美的思考。我往往只是在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现象时，被动地反应。有人讥讽我太喜欢发明新名词，其实，我全无发明之功，只是太多的问题要求去加以分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被认为是所谓后学的倡导者。其实，我从没有刻意倡导一种理论，而是仅仅在没有其他理论适用之时挪用了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我从来没有将这些理论作为一种信仰，而是仅仅作为一种分析策略。所谓后学的选择其实是别无选择的，因为我们无法在新的状态下无动于衷。新的理论探讨其实是在新的实践的压迫之下产生的。不是我愿意拿出那么多新花样，而是太多新花样逼我提出解释。

在九十年代，我的工作的焦点所面对的就是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新格局。谢冕老师和我提出的有关后新时期的概念就是试图概括九十年代的文化情势的，它十分明显地区别于新时期文化。这在今天已经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了，但我们提出时却有不少反对之声。这个概念似乎有两个方面的含义，而这两个方面也可以代表我工作的范围: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二是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新变化。实际上，前者涉及后殖民的问题，而后者涉及后现代的问题。它们的交错和混杂正是后新时期文化的关键。它们显然提供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景观，也超出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的话语。它的形态是我们必须认知的关键。无论是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还是王朔的作品，或是《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这样的电视剧，或者如何顿、韩东、李大卫等人的小说都提供了变化的轨迹。我的工作只是描述了这一轨迹而已。

我想，我努力尝试进行的并不是象戴维·洛奇的那个自我陶醉的学院小世界中空泛的无聊游戏，而是试图为把握这个高速变动的时代提供一个孔道。我试图通过理论的分析为阐释中国提供参照。我的分析和反思并不拘泥于任何宏伟的理论，而是试图挪用诸多不同的理论。正象霍尔所言:我对理论本身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理论化。这种理论化是不断将问题理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将理论问题化的过程。一方面是不断地面对当下及二十世纪中国的种种问题，将之纳入理论思考的视界，使之不再是一些具体的、无限涌出的现象，而是被不断地提出的新的解释所分析和理解。于是，现象不再是某种被主观地、印象式地即兴加以评说的趣闻轶事，而是某种趋势。中国的各种文化问题，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个人行为或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现象，而是一个有机过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在思考之中不断地质疑和反思理论本身，使那些被挪用的理论成为一个问题，在中国的状态之中得到反思和重写。于是，问题在被理论穿透的同时也穿透了理论本身。这是一个双向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试图获得一种新的洞见。在这里，后现代和后殖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中国本身的问题。它们的意义既要从西方非西方的角度加以分析，而且也要由中国本身的角度加以分析。中国世界都在一个交织杂糅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阐发。这样理论不再是西方背景下的旧的脉络所能概括的了。而问题也不再仅仅是我们眼皮底下的那点事情了。它们之间的深刻的互动正是我追求的目标。

一九九一年夏至一九九二年夏在昌平县燕丹乡政府锻炼一年。此外一直在校园中教书和写作。我的生活是平淡的，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教书和写作，我想我的生活已经不会太多的变化了，我只能在时代的边缘之处思考，也许这种思考是我一生的选择了。

一九九六年底，我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的官司。那件事的情况人们都已经熟悉了，无需我多说。我只是通过这件事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一种必须坚持的阅读的伦理:一个人选择批评作为职业，他就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