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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中国的形象

第31节：走向世界

作者:张颐武

八十年代的文化中这种走向世界的想象强烈地构想了一个世界之外的中国文学，和一个在这样的世界中的我们的挫败感。这些都提供了一种异常微妙的表述。一方面是强烈的期望得到肯定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强烈的民族自尊。这里的复杂的心态都凸现在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断的期望和不断的追求之中。这一切显示了我们的天真和单纯，也显示了我们的简单和片面。一切都是一个变化和转型中的大时代的文化后果。同时，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在二十年来曾经一直是中国作家和文学期望的目标。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走向世界的梦想总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终点的。这里我们似乎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普遍性的标准，一个似乎是举世公认的评判尺度。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一系列变化，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开始展现了一种最为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我们将一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为世界文学的大师看待，以最为真诚和最为热切的介绍和推荐向我们提供世界文学的超级范例。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将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的失败和困难的象征，将它视为我们自己仍然无法达到世界文学普遍标准的状况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挫折感，一种急切的焦虑。我们决心向它冲刺，以证明我们自己一往无前地走向世界的决心。这种状况直到九十年代一直也没有衰减。九十年代初叶有两件具有意味的事还值得一提，一是当时以写一些流行的通俗抒情诗赢得了少男少女们的喜爱的汪国真也宣称他决心写出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二是中国出版的一本豪华本的文学杂志《大家》明确宣称这本杂志是以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为目标的，而且每期都以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为封面人物，也足以说明中国文化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极度的关切。这种关切一方面夸大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将中国人得奖视为为国争光的行为。我们一面有强烈的对于西方文学标准的认同，一面则又用强烈的民族感情来解释这个奖。我们用诺贝尔文学奖来论证中国文学由于表现人性缺少深度而无缘获奖，同时又有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不屑一顾。于是，一种诺贝尔情结强烈地控制了中国文学，这个情结实际上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是一种又期待又恐惧的心理。对于中国文化界的生态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我们也幻想它由中国人获得的一刻，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其实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却反而加重了问题。中国文学的问题仍然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面对。

批评理论的价值

中国对于西方理论的译介一直是文化潮流发展的关键。中国的整个现代性的历史，其实是一部翻译史，没有翻译的工作，中国现代思想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翻译当然意味着诠释和阐扬，却也意味着变化和转义。翻译是对于原作者的高度的尊重，却也是对于他的再审和追问。翻译导致理解也招致误解。在思想领域中。二十世纪后期崛起的所谓批评理论的浪潮在中国的发展无疑是翻译的直接的结果，当然也是时代的潮流的运作的结果。翻译不仅仅需要理解力，也需要历史的机缘。目前，翻译的丛书的持续不断，延绵不绝当然是中国批评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所谓批评理论，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王逢振有一个定义，点明它的涵义:

实际上，批评理论是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的理论，涉及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这段话的有趣之处在于点出了批评理论的渊源和当下发展的状况。其实批评理论是六十年代以来语言学对于人文科学冲击的产物。传统的英美英文系里的教学和研究，其实和当年的中国大学的中文系和外文系相差无几。其教学和研究的内容一面品评鉴赏文学，一面提供文学史的知识。文学理论也偏于单纯。但批评理论可以说改变了传统的英文系的特征。从文本的阅读和理解出发发展出来一整套脉络复杂、内容丰富、学派林立的话语谱系。其实，批评理论虽然是多学科的，但它的渊源却是文学，但却在几十年间发展出了一整套文化阐释的方法。它运用其他学科的成果，乃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多元交叉的表现，却是来自文学研究的，是文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有其来自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