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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李惠斌

写这篇论文的目的之一是想通过简单地回顾中国文化的历史从而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文

化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希望通过这个研究，使人们走出把“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概念相混淆的概念误区。

我在这里使用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方法，即把中国文化的本质归结为到目前为止以及未来的全部中国文化发展史，而不是

归结为中国文化的某个阶段的特征或某几个方面的特征。具体地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把中国文化归结为儒释道，而是应该归

结为全部中国文化历史的总和。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主要地发生了三次较长时期的中外文化交融过程：第一次是东汉以来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是

明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制度与科学技术的传入，第三次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因此，从历史的意义

上说，中国文化就是西方文化不断地传入中国，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即不断地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的历史过程。

一、佛教传入中国――中外文化的第一次交融

中外文化的第一次交融，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的东汉初期。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概是在中国文化处于衰败时期的两汉交替之际，中国北部的匈奴人占领了今蒙古国的一大

部分后，进一步将领土西扩到当时作为佛教中心的印度北部。这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佛教中心成了中国版图的一个部分。于

是，就在中国境内组织了多次佛法大会，弘扬佛法，网络人心，巩固扩大了的帝国。到汉明帝永平３年，则组织了第四次由

５００名佛教僧人参加的佛法大会。后来，汉明帝干脆在洛阳建了一个白马寺，集中一批僧人在寺中研究、翻译和传播佛教

经典。从此，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这种文化传播在当时还是有阻力的。这表现在：（一）汉明帝本人不得不以“托梦”的方式来提出建立白马寺的动

议；（二）白马寺刚建立时，官方规定不许普通百姓出家。可见一开始引进佛教文化时官方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但是，

尽管如此，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自兴光至太和，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

尼七万七千二百人。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等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神龟中，寺至三万有余。”这就是说，从北魏太

武帝到孝明帝期间不到９０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佛教寺院增加了一倍还多，发展到３万多所，僧尼达数十万之众。仅洛阳城

内就有新旧寺院上百所，和尚尼姑两千多人。可见当时佛教文化在中国已是盛况空前。

从东汉初期佛教引入中国，到北魏时期，不到５００年的时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早就远远超出了印度佛教原有的规模

和原来的内涵。一方面，当时许多著名的高僧都精通中国的玄学，因此，通过他们翻译的大量佛教经典都带有浓厚的玄学色

彩；另一方面，他们也往往从佛性和佛理的角度来重新注解老庄的学说。因此，这种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国

本土文化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外来文化本身的内涵。例如，据《高僧传卷４支遁传》记载，白马寺高僧支遁经常在寺中与人

谈论庄子的《逍遥游》。有人解释庄子的“逍遥”说：“只要适性，即为逍遥”。支遁则说：“不对，像桀跖这样的人，以

残害生命为其本性，如果说适性即为逍遥，那岂不是说这样的人也能得到逍遥了吗！”支遁后来潜心注释庄子的逍遥篇，使

得群儒旧学，莫不叹服。

支遁在白马寺注庄子逍遥篇，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文化溶合的一个绝妙的图解。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如果佛教不能与

中国文化溶为一体，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发展。而佛教寺院在中国的巨大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当时的

玄学研究，这也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上述魏晋时期寺院数量之多，我们可以找到当时黄老学说突然兴盛的真实原因。

佛教信徒和佛教文化的大发展引出了人们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需求。佛教经典中的“空”、“净”、“因缘”

等概念与中国老庄思想中的“有”、“无”、“意”、“像”等概念具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这两种文化的互读，使得双方都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佛教文化在与中国的老庄学说相互交融的同时，也与中国的儒家学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就佛教典籍本身而言，它与坚

持忠孝礼仪的中国儒家文化是有冲突的。但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要在中国本土生存和发展，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从

而融入中国文化本身，是很难想象的。后来的禅宗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也正是因为它更积极地融入了中国的儒家文化。

它不仅在哲学上吸收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唯心主义和先验论思想